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儒家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中国对于当今世界进步发展的理想追求,二者之间有着历史的相联,观念的相通,更有着价值上的相融。这具体表现为,儒家的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具有着"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贯穿着"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蕴涵着"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继承发扬儒家的大同思想,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展示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自信,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现实思考,它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问题,推进人类的和平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透视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交往和发展的正确路径,体现着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贡献。如何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研究和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功能、价值和实践路径,特别是从实践哲学、以人民为中心、矛盾学说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出发,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价值底蕴和路径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研究

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传统治理机制"失灵"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并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方式,为新时代推动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本文在综合分析当今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和新时代内涵,并为全球化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人类繁荣的新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全球性治理危机一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弊端的全面爆发;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以人类繁荣为宗旨,努力超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寻求一种将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包含在内的"能力路径",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由于该方案没有涉及全球经济、权力等核心议题,从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以马克思"类存在"哲学为理论落脚点,超越以往全球治理的"能力路径"以及其他方案中存在的固有的对立和藩篱,寻求多元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对话协商,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整体繁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两者都立足于唯物史观,聚焦人类前途命运,并将共同体作为实践形态和理想载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从理想蓝图转变为现实方案,从制度革命进化到全球治理,从单一维度增加到多重向度,从深刻批判上升到共生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丰富了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阈,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蕴含。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思考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问题作出的创新性回答.当前,在国际形势和全球秩序变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极不确定性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来了全世界亟需谋求新发展的历史契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加深国际认同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增强国际公信度;开放包容,立足国情,提升国际影响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挑战与建设路径

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需要。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和共同挑战的不断涌现,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由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逐步走向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成为某种自在的共同体。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分歧,"命运与共"尚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共识,更没有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自觉,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对此,国际社会需要从利益基础、制度保障和共同意识等方面入手,促进各国由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逐步走向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研究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调整政策,企图实现“去中国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严重威胁我国产业安全。针对当前复杂环境,有必要对全球供应链治理进行重新认识,厘清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和现存问题,以便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与治理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伟大实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维度为全球供应链治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构建应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基础,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合作、完善体制机制和共享治理成果为行动导向,以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建立国际治理组织、建立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共享机制为关键抓手,以实现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同期望。     

生态集体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国参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的基本方案,已经得到联合国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也应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仍受到一些国家的质疑,甚至不少人对于如何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真正落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遵循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有必要从价值观层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行深化研究。生态集体主义切合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需求;生态集体主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具有哲学、文化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理依据;化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需要发挥生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阐释与构建路径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哲学、地理学、气候学、社会主义等方面都有解释,这些解释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做好本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同时,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构建区域性、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背景、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回应中国发展问题、应对全球各种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重要理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阐述,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构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国际和平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全球化的拓新.通过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内在联系以及对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分阶段描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为指南推进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不但将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如何实现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大拓新,同时,也为促进全球化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视阈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的今天,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大国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客观上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够从方法论全球主义的视角审视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同时有助于促进分配正义、维护合作对话机制,避免秩序转型时期的冲突升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出路在于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维护多边制度秩序,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这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