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治理模式与NGO角色复位

尽管NGO①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标志和元素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重视,但在我国,NGO却仍然缺乏应有的发展环境与角色定位,这显然无法应对日益繁杂和多变的公共事务治理。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求建立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模式,因此,NGO的角色复位势在必行。     

社会资本中的NGO:视角转换与管理变革

从治理视角看,NGO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公义所需要的权力中心多元化、社会结构网络化、运行机制效率化的社会基础,是培育和积聚现代公民型社会资本的必要途径。我国NGO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双重管理、分级控制、排除竞争和限制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体制日益暴露出不利于NGO作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成长的弊端,甚至可能孕育某些社会危机性因素。为此,政府应充分认识NGO的公共管理价值,进一步转变对NGO的态度,逐步完成从限制性双重分级控制到竞争性多元网络管理的模式转换,为NGO发挥积极的公共管理作用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社会发育滞后于市场发展、发展时间短、发育水平参差不齐等背景下的现实抉择。虽然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我国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在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手段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顺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及时纾解,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公民主体角色的嬗变:从代议民主制下的传统政府管理到治理

在代议民主制下的传统政府管理中,公民所扮演的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而非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参与角色。公民的此项角色为政府管理的顺利进行所不可或缺,但因其较为间接性的特征阻碍了公民影响力的充分发挥。而在新兴的治理实践中,公民对合作治理的深度参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公民因之被赋予积极的治理主体资格。这无疑将有助于公民意愿的更好实现,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可被视为对代议民主制的重大改革与创新。     

中国NGO的当代跨越

今日中国的NGO正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由于严格意义上的NGO具有引进的特点,在本土化的转型中面临"发展推进政策"还是"政策推进发展"的矛盾.要跨越这一历史矛盾,不仅有一个推进不适宜NGO发展的政策法律的改革问题,更有一个NGO如何认识和适应公民社会的时代需求、如何合理建构并提升"NGO精神"去推进政策改变的问题.     

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日渐崛起,"以民为本"的全球公民治理日益替代"以国为本"的国际关系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反全球化运动是以NGO为主体的国际性公民运动,它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扭转和纠正全球的负面效应,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NGO/反全球化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多种多样:有抗议示威、论坛会议、监督制约及倡导建议等方式,由此达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形式     

从主体性管理到主体间性管理——管理范式的后现代转型

后现代社会,传统的主体性思潮正逐步丧失社会现实性,由其派生的主体性管理范式在应对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管理范式的一次飞跃,主体间性管理更加关注平等、对话等民主的人际关系,侧重从精英治理型人际关系到圆桌会议式人际关系转变、从程序性管理向文化型管理转型以及从线性经营管理战略向非线性经营管理战略转化。     

中国NGO社会责任及实现模式

社会责任是NGO本身应有之意,但落实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自身的能力建设是互为表里的,脱离现实过分强调组织的社会责任会影响组织发展。根据NGO社会责任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NGO社会责任在中国有三大实现模式:一是NGO牵头,其它部门联动;一是政府支持,NGO组织实施;一是企业支持,NGO组织实施。由此可见中国NGO的自主力量较为薄弱,因此目前中国NGO社会责任的实现应该以联合为主。     

当代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专题讨论）：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去行政主导的草根NGO发展策略——基于三个草根NGO的社会资本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的非政府组织(NGO)发展迅速,众多针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研究日趋丰富。现今针对NGO发展策略的研究,多强调政府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性。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建立在官办NGO研究基础上,忽视了草根NGO的生存和发展策略。本研究基于三个草根NGO的社会资本分析,认为对于草根NGO来说,行政主导并不能成为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加重要的是扎根在公民社会中,利用NGO自身社会资本的建构和动员,以完成NGO不同的使命和目标。     

论中国社会治理的多元力量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主体多元,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发力,形成治理合力。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力量主要来自九个方面:政府、社区组织、基金会、社会组织、社团、宗教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     

城市政府管理范式的转型与创新:从经营到治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市经营逐步成为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的共同指向。但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城市经营都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仅仅是认识与实践上的“误区”,而是源于更深层、更本质的症结,即城市政府管理的制度缺陷。本文在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内涵并借鉴西方城市政府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和方法从五个方面对当代中国城市政府管理模式的演变和制度创新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从管理到治理:大庆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以大庆城市社区治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社区治理现状,提出加强社区治理的路径.在大庆城市社区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变革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大庆资源型城市特点的现代城市社区发展之路.     

社会转型期有关NGO若干问题的探讨

NGO即“非政府组织” ,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和学术界谈论的热点话题 ,但是人们对非政府组织的认识并不相同。在关于NGO的概念定义、它与“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的关系、NGO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上 ,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围绕着NGO的概念定义 ,NGO的国内现状及面临问题 ,特别是其建设道路等几个问题 ,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提出了“转轨、脱钩与新建相结合”的发展思路 ,并探讨了NGO的中国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