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正确评价王安石的划时代文献─—读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本文周密地、多侧面地论证了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指出陆象山不附流俗、力排众议,从人品道德、政治理想上高度评价了一代名相和改革家王安石,揭露和抨击了“元祐君子”们的偏狭、狂躁和虚伪,严正驳斥了“宋亡于安石”的荒谬谰言,同时也尖锐地指出熙宁变法的失败原因和教训。陆文是一篇正确评价王安石的划时代文献。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一篇声讨贪官污吏的檄文──读陆九渊《与辛幼安》书

陆九渊在信中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更治的腐败，控诉了贪官污吏快民蠹国的罪恶行径，同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小人之党”的“宽仁之说”。期望作为江西安抚使的辛功安，排除干扰，无所屈挠，坚决打击和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以为民作主，为民除害。这封信可说是一篇难能可贵的声讨贪官污吏的檄文，读来发人深醒。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阅读视野嬗变中的王安石《明妃曲》

宋代王安石《明妃曲》的阐释里程,可厘定为历史批评(诗旨)和美学判断(诗艺)两条线索。解读的重点在于备受争议的“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句。梳理、辨析《明妃曲》迄今为止的接受史、文本解读上的歧见或多义性阐释实际上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阅读视野的嬗变史,因为理解本身就是读者的主观性反响和文本的客观性存在二者的交互作用,故而,《明妃曲》的阐释实际上即成为姚斯所说的一种“当代的存在”。但不管每一时代的读者怎样试图求得确解,都有其阐释的局限性。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苏童的“归路”与“迷途”——以《河岸》《黄雀记》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苏童开始有意识地从先锋小说阵营中撤退,小说创作上主动承袭和回归到旧有文学中完整故事情节、相对饱满的人物形象以及相对明确的主题意蕴等叙事方式上来,这些转型给苏童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但是,长篇《河岸》和《黄雀记》缺乏对造成历史悲剧元素的深度追问,直接导致其文本主旨意蕴上的漂浮不定,简约和平面化了的历史悲剧也难以给人心灵上的共鸣和震撼。同时,叙述者几近毫无价值判断尺度的心理宣泄取代了文本故事的密度,也在削弱着小说文本的厚重感。而对自我文本故事的有意戏仿,又直接导致苏童众多文本故事的类型化和模式化。而造成这些方面的不足,主要原因在于苏童眷恋不舍的先锋叙事理念和创作资源的匮乏。     

王安石《尚书新义》的诠释特性——以其哲学思想为视角

以正统儒家自居的学者对王安石《尚书新义》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的学术不正,但也并非完全否认其学术价值。王安石在《尚书新义》的诠释中表现出的一些思想例如君臣思想、对微子出走行事的看法及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利用,都与正统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而这是因为王安石不仅遵循道德性的标准,而且也遵循智性和有用性的标准而形成的,是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在变法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时代变局中的家国书写与词风进境——以《庚子秋词》《春蛰吟》为中心

《庚子秋词》与《春蛰吟》为庚子之变时名家吟咏的代表作,反映了国破家亡之时晚清士人的凄凉心曲,堪称词史。庚子唱和表现出对北宋小令与南宋长调的取径和超越,增强了词体的隐喻功能与叙事容量,更有利于寄托世变下的讽喻与心境。而词作的书写策略与风格,体现出词这一传统文体在世变影响下的应对与转变,并影响了此后词风的演进。     

论《大唐西域记》中于阗国的鼠与龙形象

《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古代西域国家民族与文化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于阗国的故事记载详细生动,值得深思和研究。从书中与于阗国相关的《建国传说》《鼠壤坟传说》和《龙鼓传说》故事出发,发现于阗国的先民们对鼠与龙形象的理解存在不同。结合古代遗迹板画和敦煌壁画进行对照后,从性质、地位、情感三个方面分析差异,可知于阗国民众的“崇鼠避龙”思想主要是受到地域民族文化、敌对阶层象征和佛教思想渗透三个因素的影响。     

《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以佛像灵异故事为中心

日本最早的佛教说话集《日本灵异记》的编撰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内容方面,还体现在故事类型、故事情节、文学表现手法等方面。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考证对于更加清晰地了解中日文学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上帝与诸神相遇古罗斯——宗教视野中的《伊戈尔出征记》

《伊戈尔出征记》是古代俄罗斯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虽然已被众多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考证和评注,但总的来说关于这部作品的宗教阐释还不多。在这部作品中体现的是基督教与多神教的碰撞与融合,尽管在10世纪古罗斯就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禁止信仰多神而改为一神,但是在民众心中12世纪的古罗斯基督教并没有战胜多神教,而是二者并存且相互渗透和融合,至今仍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     

《初学记》征引文献体例探讨--以经部文献为中心

《初学记》是唐代编写最为精良的类书,征引了大量唐代及唐代以前的古籍资料。然书既成于众手,编写时间又较长,难免出现体例不一、引文混杂等通病。文章对《初学记》所引经部文献的体例进行了归纳,得出其引文有意引、合引、选引、补足省略成分等方式;引文标识上,往往采用小字加注、“又曰”、句末总结等方式。     

豫剧《琵琶记》对赵五娘形象的提升与重塑——以高明南戏《琵琶记》为参照

新编豫剧《琵琶记》凭借其全新的视角、丰富的时代内涵、典雅精致的舞美造型和演员沉稳精湛的舞台呈现赢得了戏剧界的热烈追捧。剧作对赵五娘性格的提升与重塑,使其迥异于原作及其他改编版本中逆来顺受的软弱个性,拥有了现代人格中自强独立的鲜明特点,弘扬了自尊自强、平等自由的人权意识和互敬互爱、自律自重、自觉担当的当代婚姻观念。     

历史转型初期文学论争的复杂性——以《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为中心

创作于1979年4月的《乔厂长上任记》,呼应了从1978年底开始的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代转型。然而,在历史转型的初期,人们对揭批查与现代化两个时代任务之间关系存在着认识分歧,再加上小说叙述的是1978年6月揭批查运动尚未结束、时代转型尚未开始时的故事,因此文艺界对蒋子龙处理揭批查的方式产生了争议。受文革遗留的种种历史身份与人事恩怨的影响,小说处理工厂人事问题的方式也引发了评价分歧。从《乔厂长上任记》评价风波,可以了解当时文学论争、文学批评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