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

汉晋时期,名士相互之间兴起一种数字化标榜之风。此风由东汉时开始,最先表现在"郡国之书",随着世家大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又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在九品中正制度关于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逐渐明显化之后,乡党清议和"郡国之书"失去了择士的现实功能,名士间依然盛行此风,但往往更多地称述于"志好"相同或"同志"间的士人集团。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例

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西晋"八达"之游所见名僧与名士之交往——兼论中古佛教《放光经》的译传及影响

<高僧传>所载名僧支孝龙为西晋"八达"一事,在中古佛教向上层士人的传播方面,有较重要之意义.本文通过梳理与支孝龙相关的各种记载并加以综合分析,为其"八达"身份提供旁证,进而以<放光经>由竺叔兰译出和支孝龙开讲为线索,探讨和揭示典籍缺载的支孝龙、竺叔兰与名士交往的幽隐环节.而支孝龙和竺叔兰凭藉个人的玄学清谈素养与名士交往,为佛教在上层士人中的传播打开了局面,二人在中古佛教史之重要地位亦值得注意.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魏晋审美意识的嬗变

两汉时代 ,儒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 ,由于定儒学于一尊 ,汉朝士人的思想趋于保守复古。汉儒繁琐的思想方法导致了经学家重章句不重义理 ,逐渐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 ,对两汉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期 ,外戚与宦官专权 ,按照儒家的君臣之义直言上书的官员和儒生不但其忠言不被采纳 ,反而屡遭杀身之祸 ,极大地动摇了士人对皇权的信心。他们开始自觉地与统治者保持距离 ,出现了远离朝廷的归隐名士 ,这些名士虽然身怀济世之志 ,但却不为朝廷所用 ,只好以奇言异行的名士风度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地丧失了     

论"任诞"与中朝名士

中朝时期,儒学衰微,玄风大畅,伴随着清谈的绝而复闻,任诞放达的生活方式也在中朝重新兴起,成为中朝士人博名邀誉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从任诞之风在中朝盛行的原因、时代特点和对其的客观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全面论述了任诞之风及其与中朝名士之间的相互关系。     

汉魏名士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

汉魏名士中存在着事功派与浮华派的分歧。事功派名士贵务实,多有经国济世、打理庶务的能力,长于政治经济;浮华派名士尚虚誉,多有清谈交游、论辩著述的能力,长于思想文化。双方既特色鲜明,又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魏社会政治的变迁中,双方经历了若干次冲突,之后逐渐走向融合,最终混一为以儒玄双修为特点的士族。     

论名士风度对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影响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家庭的影响及个人的经历使他带有明显的名士风度.名士风度主要的精神内核为个体的独立意识,这也在其小说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它是以小说人物外在形貌上的清新、性格言行上的征放,文采、思想上的才气以及精神气质上的从客来表现的.由此展现了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某些传统精神,并使人们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作品的价值:即新派武侠小说中为人所忽略的思想价值.在以往文学的雅—俗对立的研究模式中,武侠小说常被人忽略,但是,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时,还是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于人的独立意识的认同与维护、直面人生的勇气,以及反思正史的尖锐与深刻.     

支遁与东晋士人交往初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处甚多,其所记僧人与士人的交往尤其令人瞩目,这为考察佛教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提供了路径.支遁在以会稽郡为核心的区域与东晋前半期的名士交游宴集,其形式以人物品题和谈玄论理为主.士人对支遁谈玄的激赏和对所谓"支理"的追捧表明在东晋前半期,佛教对士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资清谈释玄的全新资源,其义理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尚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汉魏之际的人物评论与士风变迁

东汉末年人物评论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政治局势的现实压力、乡举里选的传统影响、名士系统的卓然自立等.人物评论的权力掌握于在野的名士之手,其籍贯大多属于文化核心区.人物评论的内容主要围绕才和性而进行,但地域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同乡关系更是重中之重.评论活动由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评论轴心构成重层结构.汉魏革命,名士系统的人物评论被官方赋予的中正官所代替,凝结性的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士人风尚随评论风气的涨落发生转变:汉末刚大方正的儒风,以道家风貌为过渡,转型为魏晋时期的浮华之风.     

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李白、李颀诗中盛唐名士形象描写之比较

李白和李颀的诗歌刻画了典型的盛唐名士形象,这些形象既有前代名士的影子,亦有盛唐名士的独特风采。在艺术手法上,李白和李颀都吸收了魏晋风度品评人物的艺术,重视展现人物仪容、风度之美,形神兼备地刻画人物。在风格上,李颀采用史传笔法写人,故重写实;而李白重视主观抒情,故多写意。二者刻画的名士形象艺术上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魏晋玄学与山水自觉

魏晋玄学的兴起与老庄思想重新盛行,尤其是在文人及上层社会中涌现出了一批名士,这些名士所构建的新的权威思想体系,十分符合当时士人们的精神向往。由于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步入画坛,特别是他们借助道家的力量转向山水,进而引发了一个勃发艺术生机的"山水自觉"时代,他们所论述的诸多精辟见解,阐明了中国山水画独特的审美观并奠定了山水画的理论基础及美学传统。     

汉末中原名士迁移蜀地及其贡献

汉末蜀地受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且物产丰富,并较早安定了下来。蜀地政权的前期统治者刘焉、刘璋父子执行"为政宽弛、优遇大族"的政策,后期统治者刘备、诸葛亮采取"儒法并用、调和侨旧"的政策,从而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迁移并定居于蜀地。通过中原名士在蜀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风尚,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品评清议士风,逐渐对蜀汉政权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魏晋名士放达不羁简论

放达不羁是魏晋名士的一种时代性标记。透过外在表象,我们发现不同的名士个体和名士群体是有区别的,有的因愤世嫉俗而放浪形骸以示抗议,有的因道德沦丧而尽情纵欲,有的因仰慕名流而盲目仿效。     

新名士的旧名士之路——评郁达夫《采石矶》

郁达夫的《采石矶》以乾嘉诗人黄仲则为题材,初次体现郁达夫“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创作理念,借以影射郁达夫与胡适的一段纠葛。《采石矶》蕴含了郁达夫对名士“狂狷”精神的回溯,并揭示了以“立言不朽”来对抗“在世寂寞”的途径。郁达夫对黄仲则等旧名士的追慕,不仅仅止于其诗文,更是一种名士精神的坚持。     

六朝名士的情礼之争

魏晋名士在处理情礼关系时,要求“称情而直往”,但在现实生活中又逐渐发现其弊病。于是,玄学名士们接受了“缘情制礼”的理论,并为之找到了理论根据,这既肯定了感性之情的社会存在价值,又能不废礼法,使现行道德秩序得以维持和继续,从而消弭了情礼冲突。六朝名士礼玄双修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情礼合一,其实现的途径又是以方内方外之别和君父先后论两个理论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和基础的。     

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

对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的放达,尽管历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其不受束缚的任情自然却是双方的共同认定.其实,竹林名士十分在意这种处世方式的社会影响,对之进行了自觉的把握.通过天性把握、理性把握和审美意境把握三个环节的修养和净化,使放达在实践中体现出"外坦荡而内淳至"的精神,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魅力独具的文化景观.离开了这种内在的自觉,产生如此积极影响是不可想象的.     

魏晋名士绍庄之作述论

魏晋名士绍庄之作有三种类型：颂庄或斥庄之作、从哲学上阐发庄子思想之作、 涵容在学理趣的文学之作。其发展演进的轨迹，反映了庄子学说在此一时段的传播、接受以及 名士之思想倾向、人生态度、生命情调、理想追求及庄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化，从而 为我们了解和把握此期庄学之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必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