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四句教古今诠释评析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对其诠释和论争从其诞生那日起就开始了。对古今四句教之诠释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今思想的变化。古人对四句教的诠释基本是在儒家思想范围内进行的,其宇宙观和道德观大体是一致的,其论争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即工夫和本体之争。而现代学者的诠释就呈现出了多元趋势,因为人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学者之诠释大致可分为七类:工夫说、两层说、境界说、机体主义说或宇宙论、否定说、人欲说、认知说。     

四句教新探

王阳明将无善无恶确定为心体,不只是为了接引上根顿悟之人,也不只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正心,而是要建立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讲的有是即无而有,不同于程朱之拘礼,同时它讲的无是即有而无,也不同于佛老之出世。以四句教为标志的阳明学说是三教融合的新阶段,也是宋明理学的新发展。     

王阳明“四句教”与佛学关系新解——兼论“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王阳明在阐述＂四句教＂时颇为犹豫的心态与其一向自信、果断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源在于他意识到＂无善无恶＂与佛学的＂不思善恶＂之说极为相似。从理论归属上看,＂无善无恶＂延续了佛学＂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消解了良知的性善根据。学术界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此观点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道德与“超道德”之间——重新理解王龙溪“四无论”的理论意义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在理论上则进一步彰显了心学传统面临的问题。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

王阳明“四句教”的宗旨是指良知未发则“中”、已发则“和”的至善之境，而其立言则是指通达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对上根人而言，本体与功夫、境界与修持一时并了；对下根人而言，必须进行“为善去恶”的格物践履方可达到目的。王阳明的功夫论具有很多合理思想，其境界论也不能随便否弃。     

从事物之“理”到“格物”至善－－王阳明“四句教”的社会存在论阐释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四句教”的分析与展开,阐释了王阳明在“格物”以“为善去恶”中实现事物皆得其“理”的主要思想,同时也阐述出他思想中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     

四句教的哲学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 ,是阳明在儒家思想上对佛家无思想的吸收 ,这无非是如佛家之虚明之无 ,而是无具体善恶之至善。后三句是对儒家下学而上达重工夫思想的一以贯之之继承 ,是儒家实践思想的真实反映。     

蕺山“前四句”的文本问题——基于耿宁工作的进一步讨论

蕺山对阳明的不满,四句教是一个重点。他前后两次对四句教提出修正。崇祯九年所提出的前四句,从形式上看,与阳明的四句教有较多重合,尤其第三句知善知恶者是良知,几乎完全相同。晚近瑞士学者耿宁注意到蕺山前四句的文本差异问题:第四句为善去恶者是物则,《明儒学案》本作有善无恶者是物则。耿宁倾向于《明儒学案》本,然细考其说,理据并不充分。耿宁关于蕺山前四句与《大学》之言心条可以相互发明的看法是一个洞见。运用这个文本互证原则,本文推定,蕺山前四句的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当作知好知恶是良知,不过,在义理上这两个表述可以互换。本文还推定,《大学》之言心条可能存在一个传写错误。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阳明四句教中的本体善恶及工夫顿渐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两种《大学》诠释，两种“四句教”

不少学者认为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其四句教存在对应关系。不过事实上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一方面他对《大学》有两种理解,这从他对“正心”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四句教在他那里也有两种不同含义。他平时教人所用的四句教对应于以心之未发实体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而天泉证道时确立的作为定本的四句教则对应于以心的完善状态解释心的《大学》诠释。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能调换的,因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除此之外,定本四句教与《大学》诠释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它承认无善无恶代表的正心工夫可以是天分极高者的工夫入路,而不仅仅是一般人达到道德境界以后的工夫。只有理解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及差别,我们才能对阳明的《大学》诠释以及四句教获得全面、准确的理解。     

“四句”说无生与天台佛教的解脱诠释学

本文以"四句"(catuskoti)说无生为例来阐明天台佛教的解脱诠释学,以三个层次来进行之。首先,在语法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的"四句"的语法来自龙树的中观哲学。其次,在语意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是一种佛性论、关于佛性的哲学诠释,主要是来自《大涅槃经》等如来藏思想和智自己对于中道佛性的领悟,于此进行天台佛学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k)的诠释。最后,在语用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包含两种诠释层次,也就是"解脱体验的诠释理解"与"断惑证真的解脱诠释学",这里的诠释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教理的判教、意义理解的诠释活动,还应该是一种解脱诠释学。在实修实证之中,进一步成为解脱体验的诠释理解和解脱学的诠释活动与实践行动。     

阳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之宇宙生成论阐释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而良知学乃是建立在天理良知这一宇宙本体上的。这一宇宙本体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当其未发之时,未发已发一体,皆为虚灵自然本然,此即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当其已发之后,未发已发亦然一体,此一体之自然本然即为善,而为物所滞产生过与不及即为恶,此即为“有善有恶意之动”。     

个人主体性的彰显与弘扬——王阳明心学的政治哲学解读

在普遍必然的层次上把握社会生活是思想家的自觉意识。在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中,人们获得天理的过程只能靠外在的格物,而主体直接体悟天理是不可能的。但要将外在伦理内化为个体德性,却并不取决于理的绝对性,相反却要求行为主体必须通过自身的体悟和转化并外化为德行。陆九渊的心理并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学的内在矛盾。明朝的王阳明通过"心外无理"说,对个人的主体性从本体和工夫两方面做了很好的彰显和弘扬。     

“横渠四句”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张载是宋明儒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继承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民胞物予情怀和天人合一精神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不仅体现了张载传承儒学道统的决心和信心,而且包含了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的不断追求和实践,并且这种追求和实践融入了中国士大夫无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今天仍然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