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关系与信任的运用——洋村田野研究.

本文根据在洋村长期的田野研究获得的资料,用关系和信任的理论,从微观的视角来揭示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1、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脉络;2、“自己人”和“外人”有着不同的交易规则;3、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的根本保障。最后,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1、地下“六合彩”是一种集体越轨的产物;2、工具情感关系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主导关系类型;3、目前农村社会中关系信任受到了削弱,而制度信任尚未建立。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

本文以4 000多份网民的调查问卷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公众的“左”“右”意识形态立场的现状、特征及其起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左”“右”派网民与西方国家的“左”“右”派在基础性政治心理特性上恰好相反,中国的“左派”相对于右派而言,具有更为显著的威权人格特征,也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在对外态度上更为强硬和排外。右派比“左派”更关注社会公平、限制公权力和赞同后现代价值。从信息接触和政治心理两个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后发现,媒体影响和威权人格对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均有明显影响。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源日益多元,相对于外在的信息而言,个体内在的威权人格对个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强。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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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基于甘肃W村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一个基督徒较为集中的村庄的田野研究, 探讨了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同时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科学文化而经历的文化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宗教风俗的冲突给中学生基督徒带来的文化冲突较为普遍,不过,中国人集体主义取向的应对模式,“人情”大于“神情”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这些冲突;对中学生基督徒来说,初中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学校主导的科学知识得到更多的认可,对宗教知识产生了疑问,随之信仰产生了分化。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文化沙漠化及其治理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市场并不会自动带来文化的繁荣,相反可能暗藏着许多现实的危险.目前生产型文化萎缩,消费型文化畸形发育,劣质文化恶性膨胀,特别是文化创造力的危机,使"文化沙漠化"成为一种可感的威胁.为了防止文化沙漠化,必须努力把握文化市场所特有的规律,探索"文化市场化"以及文化生产和创新的新思路.     

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对策分析--基于广州实践的若干思考

在城市的国际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关注文化建设和发展、关注文化形象和文化品位的提升更应当成为城市政府的理性自觉。在广州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建成“新岭南文化中心”成为广州当下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应从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双重维度来审视并制定广州的文化发展策略，着眼于推进以岭南文化为底色与特质的城市文化新发展，来提升建设世界文化名城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文化形象。     

20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

2 0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处于一种背反和自我冲突的境遇 :繁荣与危机并存。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世界历史“轴心期”的理性文化精神框架在 2 0世纪一方面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 ,同时也清楚地展示出自身的局限性或极限 ,因此 ,存在着人类精神新的、重大突破的可能性。突破的重要标志是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觉是我们理解 2 0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深层内涵的核心。实际上 ,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焦虑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和思想历程。 2 0世纪的文化危机一方面引发了以 196 8年的“五月风暴”为代表的自发的文化反抗 ,另一方面使文化批判成为 2 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主题之一。在 2 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谱系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丰富的主题为我们全面理解 2 0世纪的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北京市文化设施空间分布与文化功能研究

北京作为首都和全国的文化中心 ,文化功能是北京城市的主体功能之一。本文在分析北京市文化设施建设布局现状的基础上 ,将北京城市文化功能演进历史从解放初期到现在分为三个阶段 :5 0年代至 70年代、 80年代至 90年代和 90年代以后。不同时期的文化设施在空间布局上展现了不同的特点。目前 ,北京城市文化功能空间布局上存在着政治文化功能突出 ,南北城布局失衡以及缺少表现城市文化功能的主轴线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了调整文化功能布局、平衡南北城差异 ,完善各城区文化功能定位以及加快打造长安街文化轴线功能的建议。     

西安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路径分析

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其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可持续性的资源支持。如何将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已成为现代西安人共同思考的热点话题。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西安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路径阻碍因素,并提出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产业优势转化过程中应选择的正确路径。     

新世纪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定位

语言目标追求的自觉性和文化目标追求的有限性构成了新世纪外语教学的基本特征。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 ,所学语言国家文化背景知识在外语教学中的不可分割性和文化迁移的自觉性。外语教学越是向高层次发展 ,语言负载的文化需要越突出。因此 ,体系相对完整的外语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应被看做是外语教学和外语课程建设的一部分     

论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文化力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也成为展示民族历史、精神的窗口,更成为在国际商业市场竞争的新领域。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给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文化产业中的不利因素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寻求合适的发展策略。     

美国文化传播的优势及其影响

当今的国际文化传播呈现出美国一枝独秀的态势,美国的卫星通讯、互联网、影视节目、跨国广告服务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广泛渗透到其他国家。这不但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也对文化产品传入国的本土文化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丰富多彩 双向互动——中日文化交流史探析

中日两国有长达数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丰富多彩、双向互动的文化交流对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娱乐乃至日常习俗等各领域,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两国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层面存在着诸多共同点和交融处.相互学习、彼此包容、取长补短、友好共赢应成为今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共同取向.     

论文化产品国际市场的开拓

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有着商品和精神产品的二重属性。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为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条件;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亦可资借鉴;应采取主动出击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积极开拓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