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柯的"人之死"

福柯“人之死”的观点广为流传 ,但也引起了广泛的误解。本文记述了福柯“人”这一观点的特定含义 ,指出 ,“人”在福柯那里主要是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 ,即有关人的观念、学说和思想 ,也即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福柯分析了对“人”的现代思考是从 19世纪出现的 ,到尼采为止 ,这种关于“人”的思考和观念趋于终结。因此 ,“人之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死掉 ,而是一种始于19世纪的关于人的学说、观念和学科的死掉。而这种学科的死掉 ,同尼采的“上帝之死”密切相关     

在虚无的荒野上：论苏格拉底与耶稣之死

死亡使一切人类精神产品从根基上受到虚无主义的质疑,然而它也是哲学宗教存在的前提,形而上学的大厦必须建构在虚无的荒野之上。直面虚无是一切伟大思想的勇气与智慧,而战胜虚无则是一切伟大精神得以"伟大"的本质。"神圣的真理"从来都无法从经验的意义上给予证明,它的本质不过是给虚无、混乱的世界以意义、秩序,至于它是以信仰还是以理性的形式,是披着哲学还是宗教的外衣,都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必死,所以虚无主义不死;又因为虚无主义不死,所以苏格拉底与耶稣永生。     

尼采的"上帝之死" --虚无主义的演绎及其反拨

尼采的“上帝之死”将虚无主义推至极限 ,并用重估价值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完成了去值的消极的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则反拨尼采 ,要在虚无主义的遮蔽和绽放中把握虚无之虚无 ,以求彻底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然而 ,在福柯更为虚无化的“人也死了”中 ,海德格尔与尼采一样都面临着更进一步的反拨而难逃虚无主义命运。其实 ,虚无主义既非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所能完成的 ,亦非历史的法则和逻辑 ,它只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其极至的主体性驱使下 ,因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和把握的失落 ,导致绝对确定性通过不断被剥夺的递增的匮乏之痛苦、缺席 ,而宣告不确定性的到来。然而 ,这种所谓的可怕的不确定性 ,其实说到底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病”的发作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终将不攻自破。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之死”

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之死是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表现内容,是革命者英雄人格的最终完成、革命理想价值的最高体现。红色经典中对英雄之死进行了价值替代和有意义补偿,个人价值被融入了集体价值,肉体的湮灭意味着精神的永生等崇高意义的诠释。红色经典还对英雄之死的描写采取特殊的叙事策略,使用了“观看”模式和仪式性话语,这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形成对死亡的单一价值判断和僵化的写作模式。     

审视跨文化视野中的“作者之死”

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诗学,重视文学摹仿外在现实世界的作用,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独立性,而消解、漠视创作主体的独特地位;中国理论界则以"诗言志"这一命题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注重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相融与相依,强调"心"与"物"、"情"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认为对主体的研究是顺利地进入文本、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有效路径。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来审视理论界关于"作者之死",我们就完全可以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对待这一论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对"作者之死"这一命题所作的探讨。     

"第三项"与"作者之死"的理论去向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宣告了文学研究从此告别“作品论”的古典批评,进入“文本分析”的新时代。但为了诞生真正的读者,他力主在空间上“作者”应退到舞台的一隅,其形象应不断变小;在时间上“作者”与“书写物”,不再像“父与子”的关系,而是所有“文本”都是“现在·此地的书写”。这一无限消除“作者”在“文本分析”中作用之理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乃至疑惑。日本学者田中实的“第三项”论,在承接此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明确设定“文章的客体自体”即“第三项”,弥补了“作者之死”的理论漏洞,建构了多元世界并置的“后·后现代”理论,超越了“后现代”视野下的文学批评范式。此原理以旧我的瓦解与新我的重构为旨归,为当下文学研究的混乱局面吹来了新风。     

论李贽的生死之求——关于卓吾之死的几种观点的辨析

"死所"这个概念,不仅指人死时的空间处所,也包括人死时的时间选择,更涵括赴死的原则与精神信仰在内.李贽所追求的"死所",关键在凸显自我主体的意志,即便生死大事,亦要自我来掌控.李贽的生死现主要是"无生死"之佛说:而李贽自杀的根本原因则是求"烈烈之名".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是媒婆"问题上的分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提出了"翻译是媒婆"的说法,鲁迅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多次批评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贬低了翻译的地位.围绕"翻译是媒婆"的问题,鲁迅和郭沫若就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辨析,推动了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研究:"解读",还是"解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一个"反思"课题

企图从理论上解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目的,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学术主旨.开创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前提是"解读"而非"解构".回到马克思,建构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对意识形态问题与科学问题有清醒的意识,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实现马克思"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结合,同时还要积极借鉴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之回顾

长篇小说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一个时代纪念碑式的记录。 2 0世纪中国优秀的长篇小说记录了上个世纪 10 0年间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斗争 ,是留给后人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作为一种文学体式 ,长篇小说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嬗变、积累与突破 ,从幼稚到成熟 ,从单薄到丰厚。尤其是 2 0世纪的后 2 0年 ,长篇创作从技巧上汲取了许多异域的营养 ,从内容上深刻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 ,从前后 5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到长篇创作的发展轨迹。     

经典文学中的苦难意识探析

经典文学在展现苦难意识时往往有着相似的精神实质:不是停留在浮华的现实苦难表象,而是潜入深沉的人生底蕴,探索苦难的深层意识.以现代性精神为视角,对经典文学中的苦难意识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解读,可以挣脱日常化和现象化的"樊笼",上升到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层面.于是,在现代性精神的理论范畴内,苦难意识获得了新的诠释:直面苦难的追问;超脱苦难的逍遥;超越苦难的救赎.     

关于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的思考

文学公共领域的充分发展是健全政治公共领域的前提, 解读中国近世政治演进的过程要从解读这一时期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入手。自明中叶以后, 中国近世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倡导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不断发展, 并通过明代的文社、清代的茶馆及书场、晚清的报刊等载体向社会民间传播, 这说明中国近世具备了萌生文学公共领域的条件。但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生存环境也使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批判性不足, 二是地域色彩浓厚, 三是独立性不强, 四是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不深入。     

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比较

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茅盾分别发表了关于徐志摩评论的文章。前者从传记的角度切入,后者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介入,所得结论判然有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这种不同声音当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文学阵营之间的阶级斗争。七十年后的今天,重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他们仅仅是用不同的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徐志摩一生经历,即从积极乐观转入低调悲观这一事实的诠释。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同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因此,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又显示了"外部研究"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文本内蕴的巨大历史张力。对于文学史而言,两种批评方法不仅不会排斥,相反却有着互补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三个特征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双面性,既表达了对传统的反抗又不断质疑着现代性,由此导致了反抗中的怨恨、建构中的怨恨、回瞥中的怨恨成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现代性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综合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是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变革的催生剂,也是作家作品生产的重要载体。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经验,特别是总结近三十年来的研究经验,将会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质量的整体性提升。而进一步提高期刊研究的理论自觉,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则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从心理深层开掘的力作--评张佐邦、王基巩《鲁迅文艺心理阐释》

本文以文学作品四层次结构理论为依据 ,以文艺心理学为主要研究方法 ,用一个鲁迅学专家的独特而深邃的眼光 ,对《鲁迅文艺心理阐释》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给予了客观、科学的评价。评论中不乏作者独特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     

“亲属”概念在近代中国民法文献中之变迁

近代民法典之亲属编历经五次立法活动,关于亲属、亲属种类、亲属范围、亲等等亲属概念,一直处于摇摆之中。因此,对民法亲属编概念的梳理,显得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解读晚清民国时期立法条文与司法实践之间的断裂,真实还原亲属相关概念如何实现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     

基督教文化对现代中国浪漫文学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它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在漫长的渗透过程中,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是一种多元文化作用的“圆型”复合体,是立足于跨文化语境而形成的。而重感情和幻想的精神生活的基督教文化则对现代中国浪漫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传播媒体,《大公报》独特的存在方式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始终保持着只对时代发言不参与党派政治的文人立场。这个空间下聚集起来的作家群和他们的文学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也同样具有独特性。他们希望文学超越政治影响,保持自身的纯粹和完美,与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政治主题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对作家个人身份自由性的重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