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钱基博与钱穆皆为无锡人士,同祖不同支,各有其重视文教的家世渊源。家族文化的不断积淀和传承是“二钱”能于文史著述、卓然名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二钱”的遇识订交源于对中西文化的探讨,相互之间学问上相互推重．同治古文国学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各自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走着一条终老不辍育人兴国的教学之路。     

钱基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特点与启示

钱基博先生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也是一位有思想的教育实干家,其教育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格＂与＂国性＂为主题,以＂仁＂与＂善群＂为人的基本素质,以＂国文＂与＂读经＂为主要教育阵地,以＂唤醒＂和＂感染＂为主要方法,以＂研究＂和＂教学＂为终身事业。其教育思想对当今人文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钱基博笔下的王夫之——读《近百年湖南学风》

国学大师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把王夫之称作湖南开风气的人物,是能够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而辅世长民的学者。王夫之的人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艰贞拄世变,二是维人极以安苦学。本文对这两个特点展开了论述,并对近代以来王夫之精神绍休前人作了探讨。     

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简论

《技击余闻补》是近代国学大师钱基博创作的一部短篇武侠小说集。作品描绘了一群出身平民的近代市井侠士。从他们身上,既可以看出近代社会转型期人们对"侠"的认识的转变,也可以一窥民国初期文人阶层对动荡时世以及武侠小说这一市民文化的体认。     

试论钱基博与张舜徽的学术精神

钱基博、张舜徽先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循序渐进,博学通贯"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境界,是他们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和学术丰碑的根本原因.在学界存在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现象的今天,探讨这种学术精神、学术境界,对于学人读书治学,尤其是研治、弘扬国学,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版本考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钱基博不仅以集部之学见称于世,而且湛深兵学,成果丰硕,自谓：“余少喜论兵,五经四子书毕,能烂诵孙武书十三篇,而贯串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又读陈亮《酌古论》而善之,每学所为,下笔罐罐不能以自休,于山川形势险要,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有折衷。”尤其是“芦沟桥事变”以后,钱基博避寇来湘,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即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以下简称国师）,乃重拾少时所好,经世致用,由谈兵而知兵,曾与李默庵、王耀武、丁锦、戴安澜、韩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交往频繁,分析战情,制订战术,多所建言。     

文学观、文学史观与学术史观之合一——兼论钱基博之文学史观

钱基博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坚持学术化的文学观,并在学术史观的视野下以文学观为基础建构其文学史观,从而达到文学观、文学史观和学术史观的统一。与之相比,文学通史观、图志文学史观、文学发展史观、人性论文学史观、朝代文学史观和三古七段双视角文学史观虽然各有所长,但是仍然在三者的统一问题上存在缺憾。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钱基博集》

正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学者、文史专家和教育家。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浙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或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53年后继任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直至寿终。钱先生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教书和治学生涯中,博学精思,著作等身,平生尤以擅长章学诚文史校雠之学著名,诂经谭史,旁涉百家,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故而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均有专门论著,数量之众多,门类之齐全,学理之精深,文字之典雅,鲜与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桐城派的宿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桐城派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新文化运动发起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需要一个集中了"旧文学"、"旧道德"特征的批判目标,桐城派正是这样一个符合要求的目标.当新文化运动逐渐退潮以后,桐城派是否应该被批判就成了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客观分析,以倡导白话文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晚清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袁枚文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

袁枚论文与论诗有很大不同,他把古文看作是"代圣人立言"之事,反复阐释了六经与古文的源流关系.由于注重古文创作,他对散文的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作过认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受容.这样,他在创作中自然追求一种澄明雅洁的境界,与桐城派的古文旨趣并无二致.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制造出的桐城古文家——从曾国藩等人对嘉兴二钱的建构谈起

嘉兴钱仪吉、钱泰吉昆仲是乾嘉后重要的学者、古文家,一直以来亦被视为桐城派在浙江的代表。然而通过梳理文献,会发现他们的桐城派身份是被宗稷辰、曾国藩、刘声木等人逐渐建构起来的。其中曾国藩的作用尤为关键,由于曾氏在晚清政坛与文坛都占据重要地位,他将二钱纳入桐城派的言论便被后世桐城派古文家与古文研究者视为的论,层层相因而不加怀疑。事实上,二钱在古文研习方式与具体的古文创作趣味方面都与桐城派大相径庭,而与吴派汉学家的古文旨趣更为接近。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

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使经世致用成为笼罩中国的时代思潮。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以姚莹、方东树、梅曾亮、刘开、管同等为代表的姚门弟子在鸦片战争前后并非一味“鼓吹休明”、“清真雅正”,而是发扬了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在社会大变局中转向应变求新、经世致用的探索,顺应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

桐城派末流虽然是新文学运动致力批判的对象.但近代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确实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视角与面相：乾嘉学派与桐城派关系的多重释读

在清代学术史的天空,乾嘉学派和桐城派是两颗璀璨的明星。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及其关系诸面相值得深入研究,尤其二者的发生、内涵、嬗变、特点及发展方向。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需要不同视角进行聚焦和剖析：从政治与文化关系上看,二者发生是政治与文化互动的结果;从中国传统目录学上看,二者的归属和创新则有经、集之别,源流和取向则有汉、宋之争,内涵与特征则处于经、史之间;从清代学术史上看,二者体现了整理和总结的特征,但各有侧重。将乾嘉学派和桐城派关系研究置于以上不同视角下进行多重释读,这对于发掘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特殊路径和语境,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