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潮到传统: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的时代性转折

20世纪以来的革命话语呈现出繁复和多变的面相。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话语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几乎事无巨细均要纳入革命之范围。当新时代革命传统蔚然成风后,革命话语由此渐成普泛化流行语,革命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却淹没在社会大众的集体行为和政治取向的惯习之中,革命逐渐沦落为造反、起义、暴动甚至权力、利益之攘夺的另一种表述。革命话语几乎主导了一切社会生活;而革命的真义却被普泛化的革命话语所消解。     

试论洛克革命理论的保守性——从委托的角度理解洛克的革命理论

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政府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拥有对政府进行革命的权利,可以推翻他们认为已经失去合法性的政府.这通常被看成是洛克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反映了洛克自由主义的激进因素,很多人据此认为洛克的革命理论是一种赋予人民权利推翻政府的激进理论.然而,这种理解并不能反映洛克革命思想的本来面貌,也无法触及洛克政治思想中的复杂性.洛克认为人们虽然有对非法政府反抗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能随意使用,人们既然通过委托的形式成立了政府,就有义务服从它,只有在政府背离委托的最初目的、违背公共利益时,人们才有可能通过收回委托而反抗政府.也就是说,洛克在赋予人民革命权的同时,也对革命权进行了约束,对人们反抗政府作了限制,这反映了洛克革命理论保守的一面.本文从委托的角度出发,回顾了政府的建立和革命的实现,分析了洛克革命理论中的保守倾向,从而试图挖掘洛克革命理论中隐含的激进与保守的张力,指出洛克革命理论的复杂性.     

"革命",非"革命家"--论林语堂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语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解.林语堂从"语丝"时期激进的社会批判转化为"论语"时期社会批评和文化建设并重,其态度的变化标志着评判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重建,他在原有的道德-政治尺度之外,又增加了文化的尺度,社会角色也由单一变为双重.在这双重角色中,林语堂更看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创造功能.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两个转变时期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最早起源于两个转变时期,它开启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河.从起源看,社会革命思想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渊源.这一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当时社会外在环境的理论回应.从内容看,社会革命思想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具体包括:严格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解释社会革命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解放、揭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阐明革命阶级与革命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归根到底,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性批判理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这些思想为当代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现代性陷阱,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

梁启超是现代重要的文学启蒙者,革命是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正是以革命为标准,在现代性视野下,他对桐城派展开评论。凡是革命者都予以高评,不革命者都评价不高,即使批判者也受到推崇。桐城学派的成立因方东树对抗汉学的革命精神,方苞因委身清廷而受到鄙薄被称为假道学先生,戴名世因对清廷的政治批判被推为桐城派之祖。虽然桐城派批评只是梁启超实现政治目标的一部分,但却开启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后来五四桐城派批判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启蒙的主将梁启超以特有的敏锐自信,身体力行于文学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文学界革命,是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它借助思想革命的力量,打破了旧有文学的因循死寂,勉力担负起民族精神革新、民族文明再造的重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初步构建新文学的殿堂。本文试图以梁启超为中心,论述20世纪初年文学界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革命话语”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革命话语"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的过程中.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革命话语"在20世纪文学中经历了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三个阶段。"革命"在成为文学重要主题内容之后,通过不断闪现的"话语"方式自足地完成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试析统一性哲学的断裂与革命理论的合法性论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否弃了马克思思想当中的一些经典概念,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批判为切入点,可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精神还原为"批判"与"革命"两个概念。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思想的对比当中,凸显了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所带有的康德色彩。马克思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契合点在于:一是强调了主体的有限性;二是拒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导致了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永恒张力,革命的行动及其激进性需要保持这种张力。因此,马克思对于统一性原则的破除成为其革命理论合法性的哲学基础。正是这一哲学诉求决定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任务:一是凸显必然性的断裂;二是基于偶然性,对革命主体的批判及其重构。     

毛泽东革命话语的现代性维度

作为历史话语的革命尽管面临现代性的冲击与挑战,但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一点在毛泽东研究中尤其如是。因为革命是承载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构成了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核心维度,而且也是当下如何评议毛泽东的关键词。革命在毛泽东那里不仅是单纯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术语,而且具备了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其中,政治革命成为毛泽东步入现代性的起点,经济革命成为应对沉重现代性压抑的重要工具,而文化革命更是作为毛泽东求解现代性困境的方略而被置于重要位置。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具备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但必须正确设定科学的理论原则、科学处理安置现实主义语境下革命理想主义的冲动问题以及科学构筑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当代"出场"形式。     

“天鹅绒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苏东巨变被西方人称为“天鹅绒般的革命”(因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 )。“天鹅绒革命”是社会主义版的“经理革命” ,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赶超的陷阱” ;苏东巨变在意识层面是以社会思想转变为动因 ,以颠覆性话语为手段的“思想———话语”型的社会变革。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发人深思     

伊朗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发展探析

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后社会发展经历了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个时期。历经10年的制度建设和20年的调整改革,伊朗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发展正遭遇深刻的路径抉择问题。伊朗政坛的主要政治人物都是体制内的现实主义者,改革派在与保守派的较量中基本处于弱势。总统选举是伊朗的“第二级权力”之争,但却日益成为了伊朗政治斗争的焦点。伊朗第十届总统选举及其选后长时间的政治风波,充分展示了伊朗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发展成就和允许异见并存的政治空间。内贾德总统的连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反映了伊朗社会延续既往发展轨迹的深厚社会基础和强大制度惯性,但其激进平民主义的施政风格和相关政策却可能对伊朗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小说界革命”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20世纪初,面对国家危难的局面,为宣传救亡图存思想,迫切需要一种文艺形式唤起人们的爱国意识。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因契合探索拯救祖国危亡的社会整体心理,一时间如晴空霹雳给小说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借助小说“变易风俗”的作用,中国人从“天下”想象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觉醒。自此,中国现代小说都有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意识,并在作品中构建出一个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蓝图。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的建构及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是中国社会政治话语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是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而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展开多层次的理解与诠释.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手段、目标、前途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话语认知.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逐步勾勒出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雏形.以概念史为视角深度挖掘建党初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探寻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特征,梳理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贡献与不足,可更好地为当前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基本经验遵循与现实启迪.     

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

仅是贫困并不必然发生革命。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说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多重社会文化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他们在时局突变的紧急时刻,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将中共战略转化为革命实践,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不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先进理论、政治信念、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论政治话语下的“小说界革命”

政治和文论历来关系紧密。近代“小说界革命”因政治需要而发生：小说凭借与政治的联姻而被强调其社会作用并获得广泛认可，政治依靠小说使自己的思想、理念得以形象化、系统化。出于政治考虑的“小说界革命”不仅帮助维新人士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且使小说自身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获得与诗文同尊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