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中央外交专职机构

明朝建立后 ,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 ,外交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明朝政府在与诸番国以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打交道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外交制度。通过分析明朝时期主管外交的中央机构———礼部及其下属机构主客司和行人司、鸿胪寺等的职能 ,归纳总结明朝时期的外交特色     

不动产交易的法律性质辨析

不动产不仅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存在,也是市场经济下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当前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制订过程中,有必要重新认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理论,以及与实践的结合中出现的矛盾或冲突。本文以我国立法为基础,在立法论上借助传统大陆法的物权行为理论,结合最新的物权变动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不动产交易行为的概念特征、物权转移的性质与效力、实体与程序要件等法律性质。以期说明不动产交易在市场交易中的内在个性特征和相应的制度要求,以及在国家公权力适当干预下的不动产交易市场的秩序规则建构。     

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

明代的天津是一个军事城市 ,军队移民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 ,同时 ,由于天津经济地理位置之优越 ,非军队移民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明代的天津人口 ,特别是军队人口 ,由于广泛地、大量地参与各项经济活动 ,使他们的军人身份在发生变化。天津人口经济活动的不断增强 ,促使天津逐渐从一个军事城市向经济城市转变     

明代中央外事机构论考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专职外交机构,外事管理分隶不同官衙。明代在因袭唐宋旧制的墓础上,外事管理与分工更趋严密而具体,形成礼部主管、中央其他官衙协同管理的格局。其中,礼部主客司全面负责外事活动,会同馆为外事接待机构,四夷馆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外事翻译机构,鸿胪寺专司外事礼仪,行人司则以奉旨出使为要务。本文对以上机构的设置、沿革、职能等问题作了简要考察分析。     

对出版者享有的各项权利的性质的辨析

首先明确出版者享有的各项权利的性质,是法定权利,还是合同权利,或是法定和合同混合性权利;是著作权,还是邻接权。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出版者与著作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的起因、性质与处置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主要是指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因杀从父安信而与安信之兄安智于隆庆四年战于黔西朵泥桥一事."安氏之乱"的起因有三:一是安国亨恃众跋扈,二是安国亨嫉恨安万铨,三是安国亨宣淫暴虐,最终导致水西安氏内部争相仇杀.就"安氏之乱"的性质看,它既不是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反叛,也不是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之间的斗争,而是水西安氏土司内部的自相仇杀,属于彝族安氏的家事.高拱对"安氏之乱"的处置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针对仇杀事件,准确定性:二是反复叮嘱,力争和平解决:三是派人勘察实情,妥善处置,最终达到"科臣未至,而事己平矣"的结果.和平解决"安氏之乱"既减少了非正义战争,又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探讨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不仅有利于民族史和地方史的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而且也能使"安氏之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检察权性质辨析——审视《宪法》第129、131条之规定

检察权的性质为何?针对这一问题出现了很多学说,包括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双重属性说、法律监督权说、立法权说、双层属性说、多层属性说、多元属性说等。然而,上述观点都无法准确地界定检察权自身的独特内涵,其实检察权就是一种检察权。这样既简单明了,又能够准确反映我国的检察制度和检察特色。     

明嘉靖碧山吟社考论

碧山吟社在明代三度兴废,规模当以嘉靖年间为最大。社员构成不仅是同乡,且多为同年乃至师生关系;多有不屈权贵、遭忌乞休的仕宦经历,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碧山吟社复兴的内在动力。吟社继承了江南文人以诗会友的传统,他们登临山水,吟赏烟霞,雅集饮宴,谈文论艺。从力谏到乞归,从拜佛参禅到雍容经济,从追求空灵闲雅、自在超脱的山林之趣,到抒写心系社稷、蒿目时艰的苍生之念,均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他们鄙弃虚名浮利,坚守独立人格;其诗风亦在冲淡清逸与豪放雄奇之间相应转换。这是一种刚柔相济、儒道互补的文化个性,集中体现了无锡地区不争和秉义相统一的传统风习,也是江南地域带有普遍性的人文习尚。     

论明中叶吴中士人的生活态度

在明代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江南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吴中文人形成了特殊的人生态度和文化性格.他们不再是奋不顾身投入政治生活,而是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萦绕心际的不再是抽象的家国天下,而是自己的具体生活;最能牵动情怀的不是功名富贵,而是日常生命的流逝;不是所谓抽象的人生价值,而是自己世俗的生活情趣和享受.促使中国社会由古代走向近代的内在驱动力,正来自于这里.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明代以后南方军事优势论略

宋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人口重心一直在北方,所以,军事优势也在北方.宋以后,经济、文化、人口重心南移.到明清时,南方表现出军事潜力.鸦片战争以后,军事重心移往中国南方.     

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

明代的中缅贸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缅北的陆路边贸和下缅甸地区的海路贸易。明代缅甸南、北方民族地方政权在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明代在中缅边境地区新兴起了数个商贸城镇。明代的中缅贸易还促使了两国间的人员和物品流动增多,促进了中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在历史上开启了一个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加密切繁荣的时代。在云南省加快实施"桥头堡"战略的今天,曾经在明代繁荣的滇缅商道将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近百年来明代易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明代易学不被关注;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明代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既往对明代易学的研究大都就易学言易学,未能脱离“象数”与“义理”这一传统路数。只有注重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充分紧密地结合明代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氛围,将受《周易》以及易学启示、影响的明代历史过程和思想、学术等文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明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主要精神。     

从《明史·列女传》析明代妇女的贞节观念

《明史·列女传》中记载了265位忠孝、节烈妇女,其中贞妇、贞女占有很大比例,贞妇、贞女的守节现象在明代表现为多种形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传统主流文化特别是理学的齐家正伦思想的提倡、官方的奖励、家族利益的需要等方面的影响,“为夫守节”已成为明代妇女的一种内在信念。     

成化七年的尴尬——余子俊延迟筑边原因辨析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现今陕北所见明代长城遗址大部分是在明成化年间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完成的。然而,这项工程却受到重重阻碍,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本文试将这一事件置于明朝中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此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