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意识形态——试论“中国梦”的思想建构

通过对幸福思想史上两种主要幸福观念的批判性分析,本文认为,幸福就是享有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或者在人生中能够持续存在的积极快乐。幸福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想象、追求和体验,主体对幸福的不同体验也反过来影响着其对特定意识形态的态度。"中国梦"是对幸福的一种想象和许诺。从思想建构的角度理解,"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正确的幸福观念,而且需要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建构起社会主体对社会现实的幸福想象。     

“幸福”如何变为一种权利?——透过《幸福的历史》的分析

追求并拥有幸福,如同追求自由、平等一样,是世界各国人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幸福权的形成,却不是一以贯之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幸福"有着不同的面相,自古希腊以降,历经数千年不断的观念转换,最终形成了幸福是一种权利的观念。幸福权是一种主观性的权利,与人的个体性有关,因此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幸福权。在中国语境中,幸福权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根基和历史沉淀。     

“以人为本”的三重历史内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然而"以人为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任务和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民生为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人的享受和幸福为本";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主要)含义都包含着其他两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某一具体内容或内涵表现得更为突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以民生为本"和"以人的享受和幸福为本"相互交织的历史过渡中。     

追求幸福,创造幸福——读《建设幸福中国》

<正>杨丽:建设幸福中国的"密码"又到秋高气爽、月朗风清的季节。历史不会忘记,两年前的金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分赴各方,对身处不同行业、不同界别的数千名中国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幸福吗?于是"幸福"一时成为全民普遍关注的热词。这个看似简单的提问和回应,     

“老有所依”的临邑样本

正临邑县在山东省率先探索建立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模式、不但使全县2万多名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更重要的是补足了社会化养老体系的短板,实现了"老有所养"的全覆盖。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村级幸福院破解农村养老难题"我有四个闺女两个儿,都不在身边,只剩一个孤老婆子,这日子闷得慌。一个人寂寞倒也罢了,最怕有个灾病的。"在临邑镇王草幸福院,76岁的院民钟秀荣一边摸牌一边说,"幸福院里吃得好、睡得香、玩得乐。老头儿、老婆儿你帮我,我帮你,像个‘大家庭'。"与钟大妈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居住在这里的其他12位老人,以及30余名白天在这里活动的老人。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德性与幸福中隐含着三个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以习俗为共同出发点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目的分别是促进"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政治学的公正立法使人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服务于政治学的伦理学的目的是使"个人的善"同一于最高善——"城邦的善"。德性不仅仅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而是"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德性的养成要靠个体在健全的法律下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德性的养成是一个持续的心理禀赋过程,最终养成"明智德性"。只有灵魂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它是完善的和自足的;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第一好"的幸福,属于沉思的理智的幸福;二是"第二好"的幸福,属于实践的理智的幸福。     

俄日接界地区的“国界”之变——以17世纪俄日两国的互相认识为视角

深入研究俄日领土之争是认识俄日历史关系的重要途径,更是把握两国关系前景的关键。探寻俄日领土问题的根源必须回到两国发生接触的源头。17—18世纪,在俄日两国相互认识的过程中,一度曾对萨哈林、堪察加、千岛群岛等特定地理概念存在多种误解和混淆。正是在这种蒙昧的地理认识时代,"莫斯科维亚"作为俄国的代名词第一次进入日本史料,并为日本人所熟知。直到18世纪俄国的两次堪察加远征,才无可争议地结束了这个漫长、模糊且混乱的时期,但同时也造成了延续两个多世纪的俄日领土之争。     

利益:“中国模式”之诉求

利益是马克思打开历史之谜的真正钥匙,"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方式,因此利益也是打开"中国模式"的钥匙。"中国模式"所要解决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利益问题。     

论历史叙事中的记忆与想象

历史学中的想象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是过去,一个指向是未来。对历史上的想象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对历史上已发生事情的想象,一种是对历史上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对历史上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反事实假设想象,一种计量史学的反事实模型。历史记忆是历史想象的基础,此外,史家的研究还可能是建立在前代史家想象的基础上。在叙事中,历史想象是建立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但有时历史想象并不受历史记忆的限制。     

史诗性与当代文学的美学迷思

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而言,"史诗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中国当代文学拥有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诉求和书写历史本质的急迫愿望,史诗或者说史诗性也就成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审美迷思。它主要表现在以革命历史作为书写对象,试图揭示历史本质和规律,证明历史变化的必然性和社会现实的正当性,同时,在艺术上追求宏大叙事和崇高品格。但在一个缺乏主体体验和自由想象的时代,写什么和怎么写都被社会现实所规约,本质化和崇高化的历史叙事也不过成了概念的演绎和逻辑的修辞。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但并非是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     

苏辙历史学说研究

苏辙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通过阐述历史来阐发唯物主义,人知趋利避害并为权利奔走,天下变乱有其原因,用发展的、联系的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使人"有闻"和史官"助刑赏"的目的论",以史传经"的方法论,"学圣人者,不如学道"的是非标准。作为历史学家,学力深厚,见识高远,论证精辟,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地方。     

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约束因素分析

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四大制约因素:体制性约束、市场化约束、创新性约束和观念性约束。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影响,既有经济利益的纠葛,也有思想意识的纠缠。破解改革约束,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制度创新,破除历史消极因素对转型的影响,进行顺应时代潮流的自我变革转型;突破旧思想条条框框的束手束脚,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踏步转型;突破传统利益主体不合理、不合法垄断的"私家领地",重新建立包容性增长下的利益均衡和社会和谐。     

从"天人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

从天人之辨来看,孔子更重视人在实现德性幸福中的主体力量与能动作用,追求一种"为仁由己"的幸福,把德性幸福视为天命和人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德性幸福不仅是就社会人事而言的,更要扩及天人之际.在"山水之乐"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德性幸福于自然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颜之乐"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德性幸福于义理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知天"、"顺天"、"乐天"而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德性幸福于主宰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子的德性幸福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超越性,既具有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又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德性幸福.     

技术哲学的历史及其逻辑结构——米切姆关于“技术-哲学“的思考

米切姆认为技术哲学应该至少包括历史和哲学两类相互联系的反思历史研究鼓励尊重多样性和防止思想狭隘,缺乏历史反思技术哲学会忽视能够丰富现在技术哲学的历史洞见,但如果缺乏哲学反思技术哲学易于堕落成一种争论的大杂烩,难以成为一个整体.     

当情人变成妻子

但凡做了情人的女子,内心都有过"升级"为妻子的想法,除非,她对他另有所图而并非真的爱他。由情人变成妻子的过程,可以想象,那一定是荆棘丛生、刀光剑影的,可是终于入室成功之后,当初的情人,如今的妻子,真的会获得期许中的幸福吗?据有关部门统计,如今中国的离婚率还是处于一个上扬的趋势,而且离婚以后与婚外情人组成的婚姻,离婚率居然是普通婚姻的30倍。当情人变成妻子,拥有一个幸福婚姻的概率似乎更低。人们总是对自己渴慕而尚未得到的东西充满美好的幻想,但是当洗尽铅华之后才发现,其实,一切不过如此。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做一名幸福社工

"幸福"两字成了中国2011年的关键词,在广州,"打造幸福广东,建设幸福广州"更是常听到的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引入社会工作,在街道层面发展家庭综合服务,促进社区和谐,建设     

观念史范式下“新中国”的诞生——抗美援朝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

观念史研究下,"新中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由上至下推行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的进程,通过印刷术、普及教育和内政构造等多方面的强有力推行,上层统治最终促使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个人与国家签订契约,纳入到"生活政治"中,"新中国"现代国家意识诞生。     

儒学的基本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

儒学有没有基本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如果有,那它们是什么?这是儒学成为一门学科及其现代化的最基础性的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个初步的梳理,以期抛砖引玉.本文认为:全部的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是建立在"天道之诚"和"性情之真"这两个基本观念之上,以"里面出来"和"外面入去"两种基本方法,围绕"心"与"理"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凡是主张"心"与"理"一,是一件东西的,都坚持和发展了"里面出来"的学问方法;而主张"心"与"理"二,是两件东西的,都坚持和发展了"外面入去"的学问方法.儒学的历史,就是这两种立场、两种方法相互对立、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历史.     

秦汉时期“河南地”与“新秦中”地域范围考辨

"河南地"与"新秦中"是两个出现于秦汉文献中的地域概念,彼此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成一区,形成不同的地域单元。这两个地域名称所代表的区域范围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秦汉时期的西北边疆,这引起了不少历史学暨历史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探究。然迄今为止,学界对二者的空间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仍未有一致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