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活动是以导师和门人为主体展开的。本文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个案,讨论了永嘉学派的活动样式主要包括了出版著述、书院建设、学术论辩、外出游学,其中尤以学术论辩为重要,并比较朱子学派的活动样式,探讨永嘉学派衰落的内在原因。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与永嘉学派

郑伯熊是叶适所构建的永嘉学派传人之一,并自此开始成为历代永嘉之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一历史人物是否足以符合学派谱系的构建需求。为了理解叶适之所以要标举郑伯熊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需要通过叶适来观察郑伯熊,以此体会叶适构建该人物时的依据与想法。叶适在叙述郑伯熊时所预构的人物类型、后人对郑伯熊的师承与个人行为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化确认,以及叶适所提炼出的郑伯熊的思想主旨,最终使其成为永嘉学派人物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区域性学派构建中所包含着的地方认同和价值偏向也定义出了永嘉学派。     

文体生态与文体变迁——以先唐诔文为例

先唐诔文和哀辞经历了一个渐趋融合的过程,这是由于二者交际环境和交流目的的交叉而引发的。先唐诔文和碑文则经历了一个由相混走向有别的过程,碑文日益强化其实用性而诔文则逐渐向文学文体演进。诔文与伤悼诗赋的交流与沟通,引导了诔文由实用性文体向文学文体的转变。先唐诔文在文体对话中逐渐形成自身的文体规范,又在文体交流中逐渐失去了其文体独特性。     

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JP2〗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从文章到美文:现代散文文体的创立

从“文章”到“美文”一脉相承的是“深于取象”的艺术思维、“藻饰”“美言”的审美观念、发愤抒情和通脱适己的创作心态与美学风格、“随物赋形”的艺术追求。现代人把中国现代散文界定为“美文” ,形成文学散文、个性艺术和自由文体的观念 ,是对传统文学观的继承、突破和发展 ,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现代色彩。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唐代古文运动与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体学省察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复古者文体意识的强弱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理论及创作 ,而且也制约着复古运动的基本走向。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的文体意识相对较弱 ,能够推陈出新 ;而明代七子派文人的文体意识则过于强烈 ,循规蹈矩 ,模拟成风。二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 ,特色分明     

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分歧

把是否对制度建设感兴趣、是否重视礼学作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核心差别未免过于表面化。永嘉学派首先着眼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至少在形式上,永嘉学派维护了制度原则的独立性。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到了叶适,则以“内外交相成”之论把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论封禅文体的演变及唐代封禅文的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提出封禅文体,且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今鲜有学人对此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研究封禅文体的演变轨迹,发现封禅文体最初泛指内容涉及封禅的文章,与其他文体有所交叉。唐以后则演变为封禅或符命,从属于诏、表、奏、启等文体。有学者认为唐以前的封禅文已形成范式,笔者经过细读作品,发现唐代文士通过学习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最终才建立起封禅文的范式。唐代封禅文在遵守范式之外,又有所新变。     

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建构与当代价值

对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相关学者基于不同立场、视角有不同的认识。涵盖义理、经制二维,行本于仁义而功见于实事当是其较为完整准确的阐释。周行己、郑伯熊为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之开创者,后经由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几代学人持续之学术耕耘,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体系渐趋完善。叶适之后,学派走向衰微,后又于晚清重振,而无论衰微或重振,皆与学派之事功思想特质息息相关。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为“温州人精神”打下了厚重的底色,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对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学术与文学的共生——论仪征派“文言说”的推阐与实践

仪征阮元在嘉庆朝倡为"文言说",表彰《选》学,汲取扬州《文选》学积淀与汉学经诂成就,推阐文之义界,以独特方法为骈文争正统,并凭借其"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的学坛身份,以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为依托,推广其独特的骈文观,重拾六朝文笔之辨,弘扬骈文正脉,在学友与后学间形成有力呼应,影响文坛历百余年,乡后辈刘师培在晚清国粹潮中成为殿军,故时人对此派又有"《文言》学"或"文笔论派"之称。     

微博文学文体论

微博文学,简言之就是以微博为载体发表的文学作品,这是伴随微博这一传播工具而诞生的文学新文体。微博文学必须同时具备微博的特征和文学的特征,是微博技术性特征和文学艺术性特征的完美统一。除了小说文体外,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体并不适合用微博表达。微博文学按照类型大致可以划分为日记体、对话体、书信体、段子体、语录体和小说体六种。微博文学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式,它还在不断发展,需要研究者随时关注、跟踪研究。     

论先锋小说文体的开创性

从文体学的角度 ,对先锋小说进行历史性的考察 ,指明先锋小说在小说文体上的变革与创新使中国当代小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先锋小说的文体实验是基于先锋小说家们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而进行的     

从文体演变看秋胡故事的接受

秋胡故事,最初以不同面貌频频出现于史传、变文、绘画、诗歌、小说、戏曲等领域,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母题.在流传过程中,不同文体对它有着不同的处理,这种处理不仅带有浓厚的伦理思想意义,还体现了不同文学张力所带来的多样性的文化审美意趣.通过对秋胡故事的梳理,可以对其在中国古代的接受情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与把握,从而还原其在整个中国文学接受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论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

当永嘉学派在南宋晚期日益衰微时,叶适及永嘉学派的“永嘉文体”并没有被排斥出科场场域。水心辞章之学在朱学成为显学之后,仍然能够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这就是从永嘉学派到永嘉文派的演进发展过程。其中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车若水等在这一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刘熙<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类,其中<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释乐器>四类涉及加余种文体,是汉代人记录和训释文体类别最多的著作.<释名>作为一部训诂词典,着眼现实,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反映了汉代文体的实存情况和当时的文体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释名>在文体的著录范围、声训方法、解释内容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体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从文体史眼光研究<释名>相关材料,有助于理解汉代到魏晋六朝之间文体论承上启下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