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

本文从以政府相关表述的回溯着手,考察了"群体性事件"称谓的提出与被公认,并对这一称谓进行概念化界定。认为:作为民众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政治表达行动,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在体制外抗争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正式组织化的抗争活动。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尽管其类型多元化,但其基本性质属于传统的地方性抗争;虽有含暴力和低暴力的非法抗争手段,但一般是谋求解决现实社会的抗争行动,属于工具主义的抗争,并未呈现出反政权反体制的特点。     

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抗争行为的微观解构：一个交易成本政治学视角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发的主要表现形式。现有体制的“裂度”导致群体性事件成为民众维权的主要手段。以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抗争行为主体的划分，以及抗争民众的行为动机和特征，发现：利益相关群体需要承担大部分交易成本，因此抗争周期也是最长；机会主义群体只需承担小部分交易成本，他们的抗争周期较短，参与动机会逐渐减弱。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     

公共协商:对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探讨及启示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多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转型社会的中国进入到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群体性事件,是我国政府的本质要求和重要职责.本文从政治协商的视角出发,提出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平等对待各方利益,用理性讨论的方式改善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公共协商来化解矛盾.     

论点摘编

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分析的中心申端锋撰文《将人民内部矛盾带回分析的中心》指出,中国正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时期,近期便有"瓮安事件"、"宜黄事件"等,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些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地方政府并没有成功应对,反而显得非常被动,根本原因是在处理这类事件时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在社会舆论面前失去了话语权和正当性。社会科学重建以来,学界普遍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公民权为中心的抗争范式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是影响校园正常的教育、管理、生活秩序的破坏性事件,其不仅具有群体性事件的一般特点,还有着组织性、冲动性、传播性更强的特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能力预防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文章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育人、导向、凝聚、保证、调节等功能,提出了依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预防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近年来,社会抗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西方学者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建构了社会抗争理论。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目前,政治过程理论的影响最大。受社会抗争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资源/条件视角、关系/结构视角、情感/意识视角、角色/性别视角。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尚有待进一步发展。     

和谐河北视阈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对策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类型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并提出积极防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群体性事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我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就其发生原因而言,群体性事件的加剧,有着历史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制的、社会心理的诸多根源。群体性事件固然有社会危害的一面,也有其客观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治理对策是否得当。     

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的具体体现。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公安机关认真研究和准确掌握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特点、规律以及对策,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正确区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种类是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前提 根据目前对发生在吉林省群体性事件的调查统计分析,我们可将群体性事件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突发事件。1．群体性事件 凡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的,为了谋求部分人或集体的权益…     

公平感知、支出压力和政治信任与社会冲突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结构方程建模

根据CGSS2010年的数据,以公平感知、支出压力、政治信任为外因潜在变量,以政治功效感、冲突感知与群体性事件为内因潜在变量,研究中国社会冲突影响因素及其与冲突行为的逻辑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家庭消费支出压力感受越高,对社会冲突感知就越弱;政治信任感越高,社会冲突感知越强烈;政治功效感越高,参与群体性活动的可能性越低。而通过对双变量的相关分析则发现:地方政府信任感越低,周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家庭消费支出压力越大,参与群体性事件角色的可能性越高。     

转型期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针对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上升趋势这一问题,文章从分析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入手,从经济、政治、法治、农民自身等多方面深入分析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实施民生工程,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监测与应急机制等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疏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路径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把"双刃剑",既可能引发破坏社会秩序的集体行动,也可能成为网民和政府沟通的桥梁。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不应带有贬义,笔者客观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说明其宏观意义上的本质是社会监督形式,微观意义上则是公民表达权的形式。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参与主体、关注事件、参与方式、产生影响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所以,网络群体性事件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途径加以疏导。在此重点探讨疏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路径。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探析

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农村社会内部矛盾经过长期积淀而成,具有群体性、利益性、维权性、积累性、突发性、组织性、非理性和过渡性等特点.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影响农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努力探索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个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行动者视角看,"流言与暗示"、"话语意识与共意达成"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动员过程;从社会政治结构视角看,社会结构紧张与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封闭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张力.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行动"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研究之瓶颈分析

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不明确,呈现自发性、散乱性、碎片化特征,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多而杂;群体性事件研究条块分割严重、理论研究成果相对分离,研究平台的缺失造成研究合力不足,研究学科混乱;群体性事件研究体系不全,缺乏中式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成果大而浅,欠缺实践指导意义。群体性事件研究对象的多重身份,使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多样,且无可避免;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转移,使转换应变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式趋难;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增强,使选择群体性事件研究着力点更难。明确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基本原则,形成理论共识;构建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式理论范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体性事件理论研究话语体系;明晰群体性事件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     

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与未来

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粮食生产持续下滑;农民负担久减不轻;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秩序状况堪忧,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关系日益紧张,群体性抗争事件多发。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在政治领域中推进村民自治;在经济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这两项制度设计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未触动三农问题的根本。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体制上入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公共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等方面使农民享受平等权利。     

光复初期台湾群体性冲突事件述评

光复初期,台湾发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有军民冲突、警民冲突、执法冲突等,其中禁舞废娼冲突、查缉摊贩冲突、房产争执冲突、米价暴涨冲突损害到民众的切身经济利益.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都是由于民众切身利益遭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群起抗争,官员对民众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等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长官公署妥善处理,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却久拖不决,新旧矛盾与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长官公署的经济政策、改造台湾社会的方法有其错误的一面.根本原因是大陆籍官僚的腐败和低效导致了长官公署的钝化和失灵,损害了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角色,发展结果是对转型期台湾社会的失控.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民众的矛头直接指向长官公署.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同意撤防驻台军队,于是控制台湾社会的军警力量薄弱,更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一触即发.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系分析

与传统利益群体性事件动因逻辑关系"压迫—反应"的简单因果模式不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生成动因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在事件现场"隐性"存在;利益表达受阻是连接"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性动因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产生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冲突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现场行动的"显性"直接动因,"泄愤性攻击"是社会心理冲突能量的宣泄,更多表现为"暴力抗争"。     

群体性事件成因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群体性事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很多,本文拟就群体性事件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主要侧重于儒家文化的权力观念,道统和法统的选择,以期形成对群体性事件的更加客观和全面的看法,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提供一种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