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及其对中国高质量社会建设的启示

在批判“社会性从属于经济增长”的扭曲发展中提出的社会质量理论，用构成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对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进行具有“理论连贯性”的讨论。它把社会赋权看作社会质量的核心及发展社会质量的政策路径，强调社会赋权在改善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系统，引起并维持社会变化的能动作用，形成了发展集体认同、培育社会主体性，以促进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借鉴这一理论，对我们开展以发展民生福祉、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基本内容的高质量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研究的新理论,它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我国推进社会政策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社会质量这一理论视角,我国的社会政策建设必须以提升社会质量为出发点,为建设可持续型福利社会这一目标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坚持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设计理念,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融合、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提升我国的社会质量。     

社会质量建设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对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本土省思

社会质量理论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由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质量是其本质所在,具体包括三个面向：一是作为理想社会愿景;二是作为社会发展范式;三是作为社会评测工具。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是欧洲社会质量建设的动力源。在西方国家,规定国家与社会互动原则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成熟。但是在社会质量建设的行动过程中,依然内嵌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是社会质量增强与国家能力削弱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欧洲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矛盾对于反思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具有重要价值。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的要义或许不在于通过指标体系的调整对中国或区域的社会质量状态进行评测,而在于其对“社会性”的追求给予中国社会建设所刻画的指引,这才是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目标及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路径.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对社会建设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障碍展开深入研究,并进行理论创新.社会质量理论作为国际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可以为中国的社会政策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该理论倡导社会团结理念,也涉及社会经济保障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这对于缓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快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并设立相关的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社会工作对增进社会质量的可能贡献

社会质量理论是国际社会关于社会发展研究的前沿理论,其基本思想为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需构建走向社会质量的社会政策模式.社会工作在社会质量视角下,可以为和谐社会建设发挥更明确和积极的作用.加强社会工作,建立社会工作制度是社会质量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论科技政策的人本基础

科技政策问题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重要方面。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特点日益凸显,科学技术与国家的竞争力和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科技政策受到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当代科技政策由于在人本基础上存在多重定位,导致一系列矛盾:政策主体上表现为多元决策者与科学共同体的矛盾,政策客体上表现为自然科学发展与社会科学发展的矛盾,政策过程上表现为“批判的理论”与“鼓励的实践”的矛盾,政策产出上表现为“共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矛盾。在当代科技政策制定的人本基础上,存在着“道德人”、“经济人”、“行政人”和“科学人”四种基础,导致了现实社会中出现了“自管的”、“控制的”和“调和的”三种类型的科技政策。当代科技政策的基础应是“科学人—行政人—经济人”模式,科技政策的性质应是“互动的”。     

社会质量测量维度与城市社区创新——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社会质量理论是目前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最新视角之一。社会质量理论及其所蕴含的测量维度和政策向度,为以定量分析鉴别哪些因素对社区创新起阻碍或促进作用提供了分析工具。通过对深圳市问卷调查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在社会质量的各个要素中,社会经济保障对社区创新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会凝聚的社会信任因子与社会认同因子对社区创新具有显著影响;社会包容的社会接纳因子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当前的社会赋权状况对社区创新具有负向的显著性作用。基于此,可以提出基于社会质量理论在社区场域中实现社会创新的政策思路。     

治理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探析

治理理论体现了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即由“单一中心、国家绝对主权”向“社会中心、权力多元化”转变。我国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必须把规范的治理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长期目标,从启蒙的意义上吸收治理理论积极的精神成分;另一方面,治理要与我国的现实政治发展结合起来。     

再论“社会政策时代”

在当前语境下讨论“社会政策时代”这一术语,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社会政策时代”既不表现为社会政策的密集出现,也不表现为社会政策模式的稳定化.从历史维度和类型学维度的二维分析方法来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政策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表现为两点:从历史维度看,社会政策从公共政策的从属地位走向公共政策的中心地位;在类型学维度上,一种新型的、与经济政策协调发展的、具有投资效应的积极社会政策开始兴起.社会政策时代也给研究者和决策者提出了新的任务:社会政策研究应该走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讨论;社会政策的建设应更强调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政策制定者需要将发展理念融入到社会政策建设中.     

转型期民族地区政策调整目标取向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性质、内容会随着社会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面临着一定的考验，民族政策的调整既是当前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发展型”民族政策的必然要求。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其出现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的现实表现、相互作用进行调研分析，可以对调整转型期中国民族政策的目标取向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兼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

本文追溯西方"福利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缘起和发展.探讨了"福利社会"作为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作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理论思潮;作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的基本内涵,同时,还进一步关注在全球化下,"福利社会"的"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和"社会质量"取向,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本文从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和发展政策的整体性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在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均衡的多元分担机制、普遍的国民待遇、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发展政策上的整体性:目标干预上的整体性、发展维度上的整体性和能力建设上的整体性.     

“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发展的新阶段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 ,在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同时 ,也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这个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主要体现在 :邓小平理论达到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开辟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 ;把“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在“从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在“从社会结构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新成果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文章在梳理了有关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观点及政策实践后,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对重构新的社会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社会有机体理论视野中的社会建设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基础。社会建设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发展问题。如果从"社会"这个分析视角来审视二者,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蕴含着社会建设的思想,为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反之,社会建设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与展开。     

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结构网络化--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

“社会资本”研究一直缺乏对其中蕴含的理论思想作深入地探讨。本文通过梳理社会资本理论所遵循的社会学传统 ,将“过程性”和“嵌入性”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本质特征 ,并在“社会结构的网络化性质”这一框架下对“过程性”和“嵌入性”特征加以整合 ,以此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这一分析框架突出了行动者权宜性行动策略对社会规范结构的建构和重构意义 ,以及人际关系互动所体现的行动者能动性对社会结构网络化过程的影响。     

“三分法”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化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无法为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关系模型提供理论说明,也难以解释在我国某些地方业已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实践。“中央、地方、民众”的三层分析法正是在对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解释及为双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方面,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江泽民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知识分子 ,以及随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历史地位、作用分析 ,为我们党制定新世纪的路线、方针、政策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是一篇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政策学习: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

政策学习作为解释政策变迁的一个较新的视角,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上尚有很大空间。政策学习源自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随着学习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被重视,政策学习概念也不断变迁。政策学习理论应用于社会政策研究中,将为丰富社会政策理论、分析政策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增加决策合理性和政策效率作出贡献。社会学习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政策过程和政策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政策从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变迁。     

社会转型与社会资本重构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理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研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的。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最早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 Bourdieu)。真正使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