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青海为例

建构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是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举措。以青海为例,西北民族地区基于民族性、欠发达性等区域特征,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中还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提出完善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理论加以破解。     

民族地区农村小康建设基本原则探微

农村小康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民族地区农村小康更是农村全面小康的锁喉之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小康建设在进程上也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但又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和优势。基于此,民族地区农村的小康建设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目标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统一、政策倾斜与自我发展的统一以及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的统一。     

论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

要深入研究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内在机制 ,就必须将道德区分为不同的层次 ,进而研究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基本道德与法律在行为模式上较为接近 ,故基本道德与法律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非基本道德则一般不可以转化为法律 ,但法律可以对基于非基本道德的高尚行为给予奖励、帮助。     

浙江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路径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对于建设“法治浙江”更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意义。本论文在对法治文化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首次提炼出浙江法治文化的基本特质:民主性、凝聚性、先发性、前列性和开放性,并阐析了培养法律信仰、确立法律至上,强化主体意识、厉行公权约束,弘扬程序正义、倡导理性文化,为浙江法治文化建设之基本路径。     

论我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在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发挥积极的职能作用,然而当前在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政府职能缺位明显,重视程度不够,供给不足,管理不到位.要想加快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发展就要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多元供给模式,改善管理工作上来.     

试论农村文化生态系统

农村文化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的动态的生态系统,只有站在农村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去建设农村文化,我们才不会在农村文化建设中顾此失彼,才能明确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建设农村文化生态系统需要协调好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农民私性文化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继承与创新、农村文化生态系统建设内部各体制机制等主要关系.     

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培育内蒙古地区城市精神的意义

城市精神是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内客,是城市独特风貌的浓缩,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城市精神应以草原文化基本精神作为其基本内涵.内蒙古地区城市之所以要把.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和崇信重义"组成的草原文化基本精神作为其精神内涵,是因为草原文化基本精神是草原文化灵魂的集中体现,是对草原文化特征与实质的概括和凝炼.也是最能从精神层面及物质层面体现草原城市独特个性的因素.以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培育城市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引导内蒙古地区城市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能够保证内蒙古地区城市文化建设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不仅能够为内蒙古地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内在的动力,还能够凝聚内蒙古地区城市各民族的力量.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进程.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是指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一定的文化共识,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源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新公共管理“有限政府服务”理论.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的核心理念.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的边界应坚持“保基本”、“广覆盖”、“解急需”和“量力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基本文化权利的规定;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法律移植的现实分析

法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国家和民族间创造性地移植和借鉴是历史的必然。法律移植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但也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从法律移植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构建、与法学教育改革、与农村法治化建设等方面的现实分析来看,法律移植必须与民族固有的法律文化相融合、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前提下,始终坚持六个“结合”,即;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结合、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结合、坚持借鉴国外先进文明成果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与发挥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相结合、坚持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