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法律调适

水资源用途管制是政府基于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和公共利益需要而干预市场的一项专门制度,我国两级水权市场上相关主体的行为均需要贯彻落实该制度要求。当前,水资源要素市场存在政府职能边界不清、水资源用途管制高成本低效率的管制失灵问题,以及初始水权配置中市场缺位、水权交易和水市场建设进程缓慢、水权市场运行基础薄弱等市场不足的问题。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优化政府管制和健全市场机制两方面进行法律制度调适。具体措施包括: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基准,明确政府管制的职能边界;通过构建水资源用途管制的沟通协调机制、适度放松机制、决策参与和监督机制,提升政府管制效能;构建和完善水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水权交易利益补偿制度、水市场运行的支持保障体系,实现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协调、良性互动。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分析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涉及33个县市区地方政府,政府间横向关系复杂,彼此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只有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才能实现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目标。多元化的政府目标、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独立的行政区经济利益是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的主要障碍。构建生态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应该规范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职责和行为,建立组织机构协调机制,并从信息沟通、主体协商、生态补偿等方面完善运行机制。     

协商民主视野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创新

协商民主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思维,是指利益相关方或其代表通过自由、平等和公平的对话、讨论和审议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进行公共决策,它为我们构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新机制提供了新的视野.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和推进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广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发展协商民主,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可以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构建行政协商制度、丰富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和培育农民工社团组织等国家制度和政策机制层面进行创新和探索.     

城市治理多元化及利益均衡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环境日益复杂,政府在处理城市事物上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同时城市其他主体拥有的资源和谈判力却在不断增加。城市管理变革的本质是城市主体间博弈均衡和利益关系协调的过程。要构建现代城市治理结构,实现城市管理的社会化,必须基于主体间利益博弈均衡的诉求,进行关键影响因子的制度创新和长效机制建设。利益最大的功效是其激励功能,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首先要培育城市主体利益确认机制,其次要建立城市主体利益规范机制。而规范政府权力是实现各方博弈均衡与治理多元化的关键。     

行政任务外包的正当性及相关纠纷解决

伴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位和调适,行政任务外包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运用日益频繁。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实践,行政任务外包在我国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理论支撑和现实基础。行政任务外包涉及政府与私主体责任边界的划定以及私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相关纠纷的解决需要结合合同性质以及合同权利义务,构建包括协商、调解、仲裁、诉讼、行政复议等在内的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平衡的权利救济机制。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环境污染治理中政府作用的思考

环境污染问题的负外部性实质呼唤政府的参与,但是政府政策失灵与环境管理失灵往往会导致环境污染问题,为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要采取几个重要措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建立宏观综合决策机制,健全中央——地方协商制度;进行有效管理,促使环境外部性内在化。     

政府信息公开与秘密保护的利益衡平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政府一方面需要公开信息,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利益、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保护需保护秘密。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应运用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权利平衡原则以及正当程序原则平衡利益,做出抉择。针对我国的信息公开现状,需要制定《信息公开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来构建完备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制定《行政程序法》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决策和执行程序作出更详细严密的规定;各级政府网站建设便民高效的主题网;设立信息专员、信息委员会或信息裁判所等独立的监督救济机构。     

回应型政治:现代国家治理的运行特质

回应型政治是指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回应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公共治理行动的权力运行范式.其中,责任政府是促进政治信任、维系优良政治关系的主导力量,责任社会是铸造廉洁高效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平衡要素.促进我国回应型政治有效运行,需要确立管理客体中心主义原则,促进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能量正向转换;顺应政治现代化的潮流,寻求强政府与强社会之间的相对平衡;构建有效回应机制,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在公共物品供给上作出正确的时序选择.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     

制度逻辑视角下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及其形成路径

在多重制度逻辑情境下,企业和工会通过整合双方目标和力量形成了逻辑关联与制衡,使得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呈现"矛盾中的平衡"的特征.基于"分类—注意力"的运行逻辑,企业和工会在企业利益导向、工会地位导向和关系协调导向下进行互动与融合,并建立起优势互补、动态制约的新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企业和工会通过愿景共建、双向沟通进行多重制度逻辑的整合,并通过监督约束、协商谈判机制进行动态适应,进而实现企业—工会伙伴关系的持续价值增益和惯例更新.为构建灵活、动态和高效的企业—工会伙伴关系,政府应引导和塑造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建设的共同愿景,赋予企业和工会等主体更充分的政策空间和制度弹性;企业主动认同和接纳工会,并为工会参与企业管理提供行动配合和资源支持;工会与企业、员工等不同主体进行互动时应进行整体利益的协调,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之民主性困境及突围

听证在行政决策中被立法者赋予了民主功能,然听证之听取意见功能定位决定其可提供的只能是公平感,难以承载民主价值;听证权之程序性权利取向也易造成公众在决策体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的角色断裂,进而使民主性失落。协商则有助于充实公众参与权、促进"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生成、促成平衡各方诉求的决策结构形成,使公众参与主体得到肯定与张扬,且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服务型政府建设及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为协商方式在行政决策中的确立提供了客观基础,协商可修复失落的民主性,是走出行政决策民主性困境的有效方式。     

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由政府、企业（雇主）和工会（工人）之间形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在协调我国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三方协商机制在建设中存在着三方的利益主体地位不平等、劳资双方主体代表性不强、集体合同的签订流于形式等问题。为此,应明确三方主体地位、职责范围以及构建集体合同相关法律框架,使三方协商机制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博弈及路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税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农民等三方利益主体在需求决策、财政筹资、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制度情景下,进一步走向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治理和利益均衡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     

阶层分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挑战与应对

阶层分化所带来的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需求的多样化,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使政治系统趋于不稳,政治参与趋于无序,政治认同产生偏差,政治民主化发生梗阻,将这种挑战转化为政治发展的新机遇,必须着力优化三种平衡机制:力量、利益和权力平衡机制。政治参与制度和政治整合制度正是实施这三种机制的关键性的制度依托,因此,提升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和构建新型的政治整合制度便提到日程上来。     

论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完善路径

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颇受社会关注,并成为政治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会对民主建设、政府决策、公民意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不可盲目乐观。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制度存在缺陷,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度不足,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不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成效也不明显。因此,构建完整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法律规则,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健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措施。     

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程序中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及现实进路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决策权的扩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主动性、积极性。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出现的程序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决策程序的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十分突出。这是由于我国重结果轻程序的传统所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问题的提出、方案的设计、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决策利益主体参与的听证会制度等都被忽略或者流于形式。探究地方政府决策程序中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可以为地方政府更好地进行决策、维护公众利益寻找现实进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针对当前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通过制度创新,重点解决以下十个问题一深化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二深化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深化地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四深化地方行政监督体制改革,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五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六深化地方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建立电子化政府;七深化地方政府运行机制改革,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八深化地方政府责任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九深化地方政府工作机制改革,再造政府工作流程;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事分开。     

利益集团在地方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及应对策略

在整个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利益集团成为一种进行利益竞争的工具,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它能够起到帮助地方政府决策机构提出决策问题,扩大决策系统的信息输入量,提供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统筹协调决策中的各方利益,缓和各种矛盾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恰当,它也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导致决策失误和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加剧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对此,地方政府应采取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促进利益集团健康发展和规范运作,找准职能定位,完善利益表达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弱势群体组织起来,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强化政府公共权威,完善决策咨询、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来应对利益集团参与背景下的复杂决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