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收入差距与改革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对平均主义的修正时期、改革探索时期、全面改革时期、完善改革时期四个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收入分配的理念与认识上存在误区,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二元结构与非均衡发展战略,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劳动者收入保障机制的缺失,再分配的调节作用缺失。当前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分必要且非常紧迫。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明确科学合理的价值理念,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政府财政、税收职能,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收入不平等的成因:从思想演变到现实描述

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循着"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脉络回顾经济思想中收入分配的模式,其次重点分析马克思有关收入不平等形成原因的经典阐释,最后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分析收入不平等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求效率的过程与目标的偏离使得市场机制中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合理往往遭到忽视,因而收入不平等必将"绝对"存在;从制度的角度,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必然导致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逐渐失衡;从现实的角度,初次分配格局失衡是收入不平等形成的直接成因,教育差异是收入不平等形成的主要原因。     

财产税应当成为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地方税主体税种是地方税制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且税源丰富、征管方便、调控能力强的税种,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是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并建立地方税收内生增长机制的关键。财产税应当成为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收入差别与按劳分配

劳动收入差别体现的是一种个人收入分配形式上的“分离均衡” ,本质上不属于按劳分配 ;但是 ,商品经济条件下要素分配向劳动的倾斜则体现着劳动在生产要素组合中地位的演变趋势 ,从而体现着按劳分配因素的累积     

个人所得税、高收入不平等与收入流动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2011、2013、2015年的非农个体面板数据,首先对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的累进性及再分配能力进行了考察,然后基于最高收入份额方法及Pareto分布系数方法对高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分析,最后使用multinomial logit和百分数效应模型研究了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1)尽管个人所得税是累进性的,但其再分配能力非常弱;社保缴费中的公积金呈现出累进特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呈现出累退特性,与个税相同,社保缴费的再分配能力非常微弱.2)非农职业的收入高度集中,各考察期内收入最高10％个体的收入均占总收入的三成左右.3)收入最高的个体一般继续保持在收入分配的最高位置,留在收入分布顶端的个体比例大于留在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体比例;在收入分布中向上流动者主要由较低收入个体组成;收入分布中的初始位置、年龄、教育程度、地区变量一般会对收入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产生显著影响;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是所有决定向上流动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善恶观的历史演变与现代转换

善恶范畴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 ,对传统善恶观进行梳理和挖掘 ,无疑会对我们今天建树符合时代要求的善恶观念有所借鉴和启迪。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和现代善恶观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的考察 ,试图阐明传统善恶观现代转换的道路和途径 ,以使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在当代发挥其积极作用。     

居民收入来源及其与收入差异的关系研究

收入差异的产生和解决途径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居民收入由劳动报酬、资产收入和其他一些收入构成,不同的收入来源因其特性不同而对收入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劳动报酬对居民和家庭的收入、福利水平和收入差异有较大影响;而资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其对收入差异的贡献相关但并不一致,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特定收入来源对收入差异的贡献也不一致。     

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引入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变量,运用有序概率估计法,实证地研究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不管是否考虑相对收入,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都很大,考虑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的这种影响作用有所减弱。相比较而言,以平均收入衡量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要强于绝对收入。收入的相对变化情况以及对未来收入情况的预期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水平。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与比较

中国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虽然这样的结论基本已成为共识,但究竟不平等程度如何,尚难定论。现有研究由于研究目的或者数据来源的不同,涉及到了多种收入的概念,包括可支配收入、货币可支配收入、总收入、所得、市场收入等等诸多范畴,这些概念涵盖的收入项目有所交叉,但同时在具体项目中又有所不同。本文基于家庭住户调查数据,将考察的重点放在衡量不平等的前期步骤上,试图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可参照的分析框架和可比较的计算结果。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表明,以农村存款比率、农村贷款比率衡量的金融规模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推动作用,而以农村存贷比衡量的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具有缓解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区域特征。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金融资源供给,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使农村金融发展惠及更多人从而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广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和农民消费升级研究

文章通过对广西城乡居民收入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别用绝对差距、相对差异系数反映广西经济发展中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异程度,并从收入分类构成、消费支出构成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广西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得出提高农民消费的对策建议.     

信息不对称与通道设置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三位经济学家。本文以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作为一个讨论的个案 ,把信息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转换为传播学角度 ,探讨了传播活动中同样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以及它对一个健全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指出必须尊重大众界入社会生活 ,认同社群身份的欲望与要求 ,并在社会内部通过设置更多的信息交流通道来加强沟通、化解矛盾、平伏冲突、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改革开放下宏观调控作用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历史演变与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区域政策进行了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的演进不断地细化、改善,相应的成效也在各个区域经济中体现。新时期改革开放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对区域政策的安排都有着新的思路与格局,这需要从历史演进中认真总结。     

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新探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影响社会公正和稳定。本文运用权利能力的分析视角指出了城乡居民在权利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给农民“国民待遇”。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回顾与前瞻——兼论经济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内在关系

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与经济发展战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了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战略的实施.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已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不相适应,急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推动内需拉动战略的实施、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理性视野下的整体观照——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历史的关系及古代文学史理论的演变流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历史学科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又有自己发展的特点,因此文学史与历史之间不免会有冲突和紧张发生,但正是在这种紧张冲突中,中国古代文学史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孔子到清代,中国文章之士一直在努力发展文学史,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使得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而变得博大精深、底蕴深厚,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值得好好珍惜的文学与史学遗产。     

西方德治与法治的历史演变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演进,尤其是随着支配人们言行、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与道德原则的不断变化,以伦理道德教化人、治理社会的德治亦随之演化。在本文中,寻着西方德治的演化轨迹以期有所裨益。     

基于回归分析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分析表明,城乡工资收入比、城乡经营收入比、城乡转移和财产收入比四项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应采取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支持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扩大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等对策。     

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

在对当前中国阶层进行关系意义类别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各阶层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文章发现,由业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所组成的上层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却占有了收入的较大份额;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却在收入中占有较小的份额.人们所处的阶层位置,深重地影响着其收入所得.即使只考察教育收益率,也是上层阶层远远高于下层阶层.最后文章指出,中国收入差距很难在近期缩小.     

行政垄断、收入流动性与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

行政垄断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竞争压力的缺乏也使得垄断性行业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限制了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居民收入流动性下降,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应通过消除行政垄断、缩减垄断行业范围和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来保障机会公平,缓解行业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