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晚清外交礼制的困境

我国传统外交礼仪制度在晚清时期第一次真正遭遇到了外来力量的冲击,在外力作用下,被动地与国际外交礼仪接轨.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主要表现为:一、外国使臣觐见清帝时的跪拜之礼不能坚持;二、由于对国际外交礼仪缺乏必要的了解,使得我国晚清外交使臣在国际交往中遭遇了一些尴尬;三、我国外交使臣兼顾两种身份引起一些外交礼节上的冲突;另外.夫人外交也为当时国人所不能接受.     

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之争与中外关系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东渐而至中国后,中外之间围绕着外国公使是否觐见,以何种礼仪觐见清帝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着长期的论争与交涉,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也成为论争焦点之一。中外外交礼仪与觐见地点之争,关系中外国家地位甚重,由此可见近代中外关系的变化轨迹。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仪礼·聘礼》中的邦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仪礼·聘礼》一篇记述国君派遣使节到其他诸侯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具体礼节。聘礼属五礼之宾礼,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于进行争霸战争而展开的邦交活动。先秦时期的"邦交"有别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概念,但就其邦交思想来看,又与近现代国际间的外交思想有相通之处,例如在聘礼施行过程中的"假道""迎送""燕(宴)礼"等具体礼仪规范与当代外交礼仪就有很多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聘礼中所蕴含的礼宾有序、礼尚往来、重义轻利等原则无一不对当代国际交往中的外交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的邦交思想和智慧,对今人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环境仍有启迪作用。     

天朝中心论与跪拜礼仪

清廷的天朝大国思想意识，是由中国自身政治制度、统治阶层政治意识、社会历史、普遍的民众意识等层面及中国周边某些国家认可、西方国家自身行为的影响等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凝结。跪拜礼则是由古人的坐姿演化而来。要求外国使臣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并不符合近代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向。但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反思，而不是外交的强迫，更不是武力的战争。     

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

中国古代"礼"概念包括礼节仪式、伦理道德、政治等级三层含义,三者虽有联系但各有特定的内容。作为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对象,礼仪、礼制都是特指"礼"的礼节仪式层次。礼仪包括民间礼仪与国家礼仪,后者即通常所说的"礼制",亦即礼仪中具有国家背景和政治强制力的部分。礼仪制度有别于其他典章制度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表演性、象征性和程式化、标准化。表演性、象征性使礼仪具有高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意义和广而告之的公示功能,程式化、标准化使礼仪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规范性以及维护和强化社会政治等级的功能。中国古代礼制的发达使礼仪的两种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给中国文化烙下极度重视表演和程式的印记。     

“礼义之邦”的礼义精神重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而非"礼仪之邦"。礼仪与礼义之间是起点与终点、外在与内在、行动与思想、表现与实质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前应该从"礼仪"与"礼义"内外两个方面加强教育培养,提高国人道德文明素质。社会教化中应该注意个体、社会、国家精神的不同。"礼义"仍应为当代社会教化之重点,这是因为其有现代性与民族性。礼的精神实质在于:和而不同、等差有序的文明秩序;恭敬、辞让的尊人利他精神。弘扬礼的当代意义,必须在价值观与道德观上坚持等差伦理与平等伦理的统一。弘扬礼让精神,抑制过分竞争。     

人的“神圣性”的根源——兼评芬格莱特眼中的孔子思想：人是礼仪的存在

芬格莱特认为礼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人的神圣性来源于礼的神圣性。但是芬格莱特忽视人之真切情感与道德价值实现的内在关系,把人之真切情感的剖析视为“心理学偏见”而有意避免,因此他对人和礼的理解存在抽象化的缺陷。孔子把礼仪理解为情文的统一,他认为礼仪规范必然与人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自觉密切相关。正如芬格莱特所理解的,孔子的“礼仪”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和神圣性的不断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芬格莱特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人是礼仪的存在”是有根据的。     

邓小平经济外交思想初析

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经济为目的的邓小平经济外交思想，不仅构成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我们党和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与核心内容。在回顾了邓小平经济外交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后，本文分析了构成邓小平经济外交思想发展和完善的前提条件的四个基本判断，即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能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有一个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向外国学习，同外国实行经济合作，引进技术和资金，发展外贸为主的邓小平经济外交思想的具体内容；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的全方位的外交对象；包括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地同外国合作，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等的经济外交原则；经济外交的保证，即坚持党的领导，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坚持社会主义旗帜，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以舞相属”的文化变迁与文化特质

中华民族先辈在社交礼仪的文化活动中,早已植入"雅"与"礼"的审美意识,然礼教式审美之文化心态也抑制了我国古代艺术文化之生成。在反观以舞相属之历史命运、观其审美礼仪之变迁轨迹后,应正确思辨东方艺术之文化礼仪。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论《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

<史记·札书>绝大部分来自<荀子>.在礼的起源与作用,礼与战争、刑法之关系,礼之三本,礼责本而素用,礼意与礼仪之关系,礼的关键在于能思考、能坚持等七个方面,<史记>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一方面表明荀子的礼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表明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晚明耶教“民间布道”之考察:龙华民路线的新定位

关于"礼仪之争"的历史原因,一直为后世研究所关注。由于"礼仪之争"与平民布道关系至深,而龙华民作为民间路线的开拓者,其传教思路与利玛窦的上层路线颇有不合,所以将龙氏观作利氏的对立方,已然成为相关研究的某种价值预设,甚至有人以龙氏为"礼仪之争第一人"。传统的价值评判,究其根本是为明末清初耶教传教的历史境遇寻求内因,然而这种将"悲剧"结局多少系于龙华民,确有割裂传教方式的历史演变之嫌。事实上,耶教的焦点意识从上层走入民间,由"学者"转至"不学者",是"合儒补儒以超儒"的既定策略所内蕴的自然趋势,龙华民与利玛窦表面龃龉的背后,是前者在传教史的整体中对后者的直接深化与继承,两种路线之间的转换,又可视为双方在谋求传教的"均衡"运作。如此,利氏坚持以龙氏为继任者,便不应视之为"失察",而是对下一阶段传教工作的明确安排。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     

春秋丧葬礼研究——《左传》变礼研究之一

学界研究《左传》礼制,将其作一整体看待,失之粗略,不利于梳理西周礼制从春秋到战国初的演化情状。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变化,西周王室衰落,作为维系宗周社会稳定的种种制度,尤其是礼制出现与周礼相异的变礼,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晋文公去世为界将春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较多承袭西周礼制,后期变化较大。春秋丧葬礼主要涉及敛奠礼、奔丧礼、安葬礼,以及与丧葬礼密切相关的丧服。总体来说,涉及对周王的丧葬礼仪有降等趋势;涉及一般诸侯或其他贵族的礼仪则保留为多,但也有部分呈降等趋势;而对大国强国所行用的丧葬礼仪,有保留西周礼仪等级乃至提升等级的情况,显示出霸权政治下礼制变化之特色。     

李觏的“礼顺人情”论——兼与胡瑗反人情论的比较

李觏与胡瑗是北宋同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但二人就“礼与情”即礼义与利欲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具体表现在情之善恶、礼与情之关系以及礼义与利欲之关系等方面，他们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有极大不同。究其实质，仍然是主内与主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