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生成危机的诱发因素

网络舆论一旦引发舆论危机,将会把舆论对象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中,给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在综述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理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舆情事件、网民、网络、政府和社会环境是网络舆论生成危机的最主要诱发因素,并详细讨论了各因素对网络舆论危机的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及其治理

突发公共卫生网络舆情往往贯穿事件全过程。事件本身的衍生性、多样性特点与网络空间匿名性、泛在性特征叠加,极易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具有广泛的社会危害,导致民众恐慌、引致次生舆论灾害,还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舆情治理的难点和症结体现在健康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网络监管和政府公信力维护等方面。从生成动因来看,社会矛盾和现实风险为舆情危机提供了根本动因,事件走向和主体行为为舆情危机提供了直接动因,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则为舆情危机提供了放大效应。为消解舆情危机,维护网络晴朗健康,应优化舆情监测预警、完善舆情回应引导、健全舆情应急处置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长效治理机制。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研究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是指旅游危机事件何以引发媒体和网民关注、成为网络舆情热点的内在特征与逻辑规律,是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文章在对研究文献进行评述,总结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机理的研究方法、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多案例研究、网络文本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386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归纳出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生的影响因素,建构了网络舆情发生的作用模型,并针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预防与管理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及建议。     

重大疫情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原因及其导控对策——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案例的分析

深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形成因素,界定重大疫情事件网络舆情的相关概念,明确重大疫情事件网络舆情主体、客体、互联网媒介及特定社会环境中相关因素的特点及作用,提出重大疫情事件网络舆情精准导控对策,以提升政府对于重大疫情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能力,营造特殊时期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     

于细微处见功力——谈危机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的细节问题

从近期政府对于一系列危机事件的处理来看,政府对于危机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日渐重视,舆论引导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欠发达地区政府与发达地区政府、县（区）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相比,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舆论引导中细节处理还不到位。政府处理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危机事件时,特别需要注重舆论的引导方式、事件发生所在地区的差异性、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和成立专门的政府公共关系部门等细节问题,以加强政府与社会、媒体、公众的互动。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改革阵痛与体制弊端,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耦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诱因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播.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网络舆情的导火索,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性事件正面和负面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公共话题上的聚合、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等分别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平台、引领者及催化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执政者必须更新执政理念,适应网络化生存,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适时引导网络舆论,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确保国家舆论安全.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广东"乌坎事件"给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被认为具有重大标本意义。网络作为舆论的重要载体,在"乌坎事件"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乌坎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舆情的生成-集聚-热议-消亡。这个过程表现为:"刺激性信息"导致热点议题形成,信息控制导致网络舆情进入潜伏期;网民与政府意见对立,舆情持续高涨;政府转变态度积极响应,舆情达到有序;新的信息输入导致舆情达到新的有序,舆情在波动中渐趋平稳。通过对新浪微博中有关"乌坎事件"的原创微博以及国内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情况的分析,能理清该事件网络舆情形成、演变过程的脉落,勾勒出网络舆情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轨迹。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政府执行力与舆论话语权——以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为例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突发公共事件及其网络舆情频发.突发公共事件之所以在当代中国被舆论关注与热炒,毋庸讳言,政府执行力不强难辞其咎.公众关注的与其说是突发公共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府的执行力.舆情危机频发,是网络时代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治理难题.从2012年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中,循着突发公共事件逻辑演进的分期链条,可以清晰地剖析出政府执行力与舆论话语权交互博弈的情势变化.     

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与应对

随着网络成为重要的大众媒体,网络舆情也迅猛发展,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负面舆情也日益增多。如果对这些负面舆情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管理与引导,就会形成网络舆论危机,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增加政府管理难度。网络舆情危机的形成与政府、网络媒体及网民3方均有关：首先,是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网络舆情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机制不健全有关;其次,是与网络舆情的自由性、快捷性和难控性有关;再次,是与网民参与的主动性、网民舆情的主观性、网民素质的差异性有关。要有效遏制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首先,政府要加强沟通交流,保障民众话语权;完善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络管理;建立舆情管理机制,有效应对危机舆情;加强舆情应对体系建设。其次,网络媒体应增强危机预警能力、社会责任意识和协调监督作用。最后,网民应将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了解新闻传播知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网络社区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传播模式实证分析

论文对2007—2010年间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热点事件的特征分析,发现网络舆情热点事件在网民数量持续攀升、权利意识不断提高、热点话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有较大增长,呈波浪状不断上扬的发展态势;跨区域特征十分明显,城市越发达越受网络舆论关注,并向级别更低县级转移的趋势;互联网成为网络舆情独立源头,微博客等新兴网络平台发展迅猛,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推动放大舆论。在传播过程中,互联网从舆情事件的发端,到推波助澜,再到最后舆论主题的形成,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网络舆论与政府的应对策略

政府在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规避网络舆论的风险方面承担着主要责任。从网络舆论的概念入手,分析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对政府的新要求,提出提高政府部门网络舆论应对能力的有效策略。     

电子政务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在电子政务环境下应对网络舆情时存在许多问题：对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能力不足,政府网站在网络舆情引导和控制方面的作用不大,如政务信息公布不及时,更新速度缓慢,在线服务功能发挥不足。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从服务型政府、政务公开、新型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提出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兑现服务型政府承诺,积极引导网络舆情;切实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网络舆情危机的预警、处置机制。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探究——基于政府公信力视角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根源于政府公信力的不断流失以及官民和谐关系的僵化变异,也是网络公共舆论汇聚、公众公民意识形成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问题暴露与偶发的结果。应对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存在着四个层次的治理举措:第一层次是采用危机治理策略平息事态;第二层次是促进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慎用网络技术控制;第三层次是修复和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第四层次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打造政治共识。     

新媒介技术条件下舆论的生成及其引导—以“厦门PX事件”为例

通过对PX事件中舆论生成与演变过程的分析,揭示出新媒介技术条件下影响舆论传播的一些关键因素,认为风险信息的公开是引发舆论争议的起点．而传统媒体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的失语与噤声则反而激化了网络舆论,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进而推动了情绪、话语舆论向行为舆论的转变。为此,政府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必须积极关注网络舆论,采取“疏”而非“堵”的沟通方式,与公众进行公开、坦诚、平等的对话与协商,树立可信赖的政府形象,方能有效引导舆论。     

网络民意中的情绪与理性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广大民众获得了真正自由抒发意见的渠道,促生了网络民意。网络民意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我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其中的情绪化因素也引起人们的担忧。结合分析＂日记局长事件＂和＂袁腾飞事件＂,阐述了我国网络民意中的情绪化表现及其成因,并论述了网络民意中的理性存在,最后提出了合理引导网络民意的措施。     

网络舆情中的“哄客”现象分析

网民借助网络新媒体介入公共事件,表达民意促进舆论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网民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过程中,"哄客"与公共力量鱼龙混杂的局面成为近年来网络舆情不容忽视的现象。公共力量与"哄客"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合法、是否理性、是否强求"舆论一律"。"哄客"心理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有关。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