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盐”传播机理和阻隔机制研究

对谣言传播机理、传播因素、动因进行了研究,探寻了防谣、治谣、止谣等谣言阻隔机制。     

微信谣言认同与传播的内在机理分析——基于2015年典型微信谣言的考察

微信谣言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特殊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制谣者们在不断地制造着谣言,谣言受众也在不断地相信着谣言.究其原因,微信谣言内核似是而非,并非总是无稽之谈;微信谣言主题普遍关注,满足人们内在需求;微信谣言所述细节,部分符合人们既有认知;微信谣言熟人传播,消除对传谣者的质疑.谣言是否被我们认可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既有观点和经验积累,如果谣言与我们之前的某些认知相符,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它,认为它是真的;如果与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相差甚远,那么它就真的成为谣言.     

微博谣言及其治理

微博谣言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微博的虚拟性为微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微博的隐蔽性使发布谣言的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微博的互动性使微博谣言的传播范围更广。性质瓶颈的“谣”化,主体瓶颈的“谣”化,心理瓶颈的“谣”化,类别瓶颈的“谣”化,反映出中国网络法制不完善、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有效推进微博的健康发展,对微博谣言进行法治规范和综合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风险社会中的谣言?流言与恐慌

谣言和流言是大众在社会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尧不确切的信息袁恐慌则是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人们面对现实的或想像的威胁做出的不合作或不合理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谣言和恐慌自古就有,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却被赋予了诸多新的特征,并因此成为充斥着风险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常规议题。作者以2011年3月流行的“谣盐”为例,分析了谣言制造与传播的一般规律,并提出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增长,以及传播的便捷性,增加了谣言及恐慌在现代社会中扩展和蔓延的可能性,但后者也成为风险防范的可能的预警机制之一。     

从“谣盐风波”看社会谣言的生成机制

2011年3月一场"谣盐风波"席卷全国,日本核泄露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激发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事实真相缺位、正规信息模糊和缺失的情况下,驱动了公众的好奇心理,诱发了"第三人效应",一场关于抢购食盐的社会谣言就此应运而生。媒体报道方面,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为了突出新闻的显著性,对谣言的热衷报道造成了二次传播,使谣言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并借助媒体的优势加剧了谣言的传播。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民知情权弱化、信息通道的多样化则给社会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因效应、蝴蝶效应,以及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使社会谣言迅速扩张,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     

网络谣言与大学生网络信息接收和认知习惯的关系分析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快,匿名性强,群体思考更多等特点,往往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目前,对于某些热点问题,经常出现网友消息和政府官方舆论有冲突的情况,本文在问卷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大学生的网络信息接收习惯等外在容易引导的因素,和大学生的信息认知特点等内在不易改变因素,对于大学生面对此种情况,是否能够对网络谣言进行分辨,以及如果不能分辨选择相信政府还是网友都有显著的影响。     

认知鸿沟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以台湾洪仲丘事件为例

从认知心理角度,以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延伸出认知鸿沟概念,探讨虚拟世界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网民对于2013年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洪仲丘命案,检视认知鸿沟、信任态度、误信谣言到再传递的过程。透过量化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604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当产生的认知鸿沟越大时,民众会越相信谣言,在态度上也越不会信任中国台湾军方与地区行政当局,在行为上也越倾向于将讯息再次传递出去。此外,从模型结构中也发现,相信谣言这个变量,在认知鸿沟与网络传播的路径间扮演重要的中介变量角色,显示认知鸿沟不仅会对讯息传递产生直接效果,还会通过误信谣言造成间接效果,然而,这种显著的中介角色在军政信任变量上却未发现。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村庄经济与村民福利——一个中部村庄社区福利制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学者倡导的“混合性社会福利”的观点,对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的社区福利制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发展农村社会福利,必须依靠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依靠村级政权的有效引导,依靠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      

群体行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社会转型发展阶段,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给国家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对群体和群体行为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从群体行为的界定与形成、影响群体行为形成的因素和群体成员的互动与行为选择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地总结,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群体行为研究均比较成熟,但是将网络,尤其是在线社交网络与群体行为相结合的研究较少,这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图腾的宗教性——解读迪尔凯姆的宗教社会观

迪尔凯姆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土著的图腾制度对宗教的起源做了社会学的解释,他认为宗教是集体表象的反映,图腾的本原是外在于氏族成员的宗教力。     

惩罚与恢复:社会关系网络的循环裂变与重构——以“铜须事件”为例分析

以话语暴力、道德审判、流言蜚语和羞辱现丑等日常形式表达的惩罚方式,具有内生于民间社会的特质,更因对集体道德的恢复功能,获得广泛认同.作为一种习惯法表达方式,也体现了与国家法之间各安其所、时为互动的关系.复仇、株连、禁忌和仪式化的身份认定过程,是古老习惯法在现代社会的再现.     

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

从谣言传导路径、主体和载体角度阐释了网络谣言传导过程;以谣言传导中发布者、传播者、行动者和模仿者等为视角分析了谣言传导的动因;并认为信息不对称、安全感缺乏、从众心理、公信力危机、社会记忆等是网络谣言传导的内在根源。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的演化态势研究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40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出群体行为的演化规律,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行为演化态势在活动、相互影响和情绪三个要素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群体利益受到威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外部环境条件是群体性行为的导火索;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互动;群体结构特点是决定群体行为强度的主要因素。因此,防范并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应特别重视公共性较强的群众矛盾;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采用正态型的信息释放模式与公众进行沟通;实时监测事件关联者的情绪反应,并控制主动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个体;降低群体性事件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弱化当前事件的＂利益补偿＂对未来事件的影响。     

SARS事件中的流言与控制

紧急事件中的流言与谣言 ,不仅对个人身心有害 ,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甚至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有效地控制流言的传播及其消极影响 ,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需要改革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 ,增加公共信息的透明度及权威性 ,同时也要研究紧急事件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变化 ,研究流言的传播规律及控制手段 ,减少流言滋生的社会条件 ,提高社会成员的心理素质及抗干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