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农村农业仓库述论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和银行界的促进下,江南农村农业仓库兴起并发展起来。农业仓库有政府办和银行办两种,以农产品的保管、储押为主要业务,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江南农村经济。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 ,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并发展起来。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组织、经营和监督上有自身的特点 ,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组织述论

农村金融组织是以信用为手段,主要为农业以及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经济机构。民国时期,江南农村金融组织为江南农村农民提供了一定资金,为恢复和发展江南农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传统金融组织与现代金融组织并存的特征,对当今农村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仍有其宝贵的启示。     

乡村建设运动中合作事业与科技进步的回顾及思考

20世纪20-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在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把发展合作事业作为挽救农村经济的一种主要手段.在合作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向农民传播了科技知识,并为农村引进了新的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和新式农具,推动了农村的科技进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尽管这种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我们新时期的农村建设同样需要通过农村合作事业来推动农村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江南社会史视野中的“农村三部曲”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将他的江南地域经验和社会政治意识、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社会史兴趣进行有机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三部曲”集中体现了茅盾对经济生活的高度关注,“眼光向下”的分析路径,以及书写“整体的历史”的追求,纵横捭阖地勾勒出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政治、经济、农事、风俗、祭祀、礼仪等多重图景,涉及社会阶层变动、地方权力博弈、底层对统治阶层的反抗等多重政经脉络的演进。作品在贡献出一幅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整体的历史”的缩微图的同时,也打开了现实江南世界的历史纹理和日常褶皱,为现代江南文学的书写和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创作手法上的借鉴和研究路径上的启示。     

从陆游"镜湖诗"看南宋中期江南农村市场

诗人陆游在卜居家乡绍兴镜湖流域时期,创作了大量以当地社会风貌和民情民俗为题材的诗歌,不妨称之为“镜湖诗”。这当中有不少作品对当时镜湖地区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描述,反映了南宋中期江南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江南农村经济和市场发展形态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例证。     

从“农贷割据”到“农贷统一”--民国时期四川省农贷格局的演变（1935-1942）

农贷是国民政府复兴农村经济的重要举措,也是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等国家金融机构涉足四川省农村金融的主要投资方式。民国时期,川省农贷经历了从"农贷割据"、"分区—联合农贷"到"农贷统一"的格局变化过程。川省农贷的统一化进程体现了国家金融机构在川农村势力的此消彼长,是各机构势力在争夺川省农村金融市场时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同时,这种统一化进程也是国民政府借助农贷对川省农村进行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对农贷机构进行制约和平衡的结果。     

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调查与农业经济学之互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农业经济学和现代社会农村调查几乎同时在中国兴起,这自然源于它们共同存在的时代背景,即农村经济的破败,作为挽救农村经济的手段而被重视。除此之外,它们之间亦存在着一种互生、互促的关系:一方面农村经济调查是建立中国本位农业经济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学也为农村经济调查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促进了近代农村经济调查技术的完善。事实与理论相结合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农村的现代化金融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省农村出现了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现代化的金融业务．标志着民国时期四川传统的农村金融开始向现代化的农村金融转型,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对四川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再加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转型是艰难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存在诸多问题,使得依靠现代化的农村金融来挽救四川农村、振兴四川农村经济的愿望落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农村的现代化金融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省农村出现了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现代化的金融业务,标志着民国时期四川传统的农村金融开始向现代化的农村金融转型,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对四川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再加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转型是艰难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存在诸多问题,使得依靠现代化的农村金融来挽救四川农村、振兴四川农村经济的愿望落空。     

湖北“三农”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破解之难是理论界的共识。跳出过去就“三农”论“三农”的有限思维,从系统视角下的县域经济来研究“三农”问题尤其重要。浙江“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主要是县域经济发展得快。目前,湖北“三农”问题的“瓶颈”是县域经济弱。湖北只有依靠大力发展县域民营经济、工业经济,走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非农就业之路,才能破解“三农”问题。     

农民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

城乡居民不合理收入差距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由此,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来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改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     

新型农民培育的使命与基本路径

新型农民培育，是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新型农民是指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市场型农民、文化型农民、技能型农民和创业型农民；新型农民培育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育市场农民，通过发展义务教育培育文化农民，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农民，通过营造环境培育创业农民。     

《大地》折射的中国“三农”问题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非常关心中国普通老百姓,关注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下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她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种种思考,形象地写入到小说《大地》三部曲中,通过王龙及其家人的故事,进一步反思小农经济下的“造反”和等级制度等问题,探讨农村和农民中存在的问题及出路。赛珍珠的思考给现今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     

邓小平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思想探析

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农业发展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思想。本文全面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想 ,并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 ,阐明了邓小平这一思想对当前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发展农村经济 ,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世纪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90年代我国农民收入缺口形成的深层原因解析

每阶段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收入结构中潜在农民收入水平,与每阶段事实的农民收入水平之差,定义为农民收入增长缺口.90年代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缺口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有三第一,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业的轻视;第二,改革前城市偏向超重工业化战略,改革后城乡无差异统一的工业化战略,而没有采取"亲农化"农村工业化战略;第三,90年代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利益格局变迁,政府--市场--农民三者间,农民处于弱势.     

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

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村落集体经济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强调经济嵌入社区关系结构,突出经济的社会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其同乡村精英经济、乡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权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实践后果,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乡村社会的衰败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为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提供了时空背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路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与法制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政策表述,这为村落集体经济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是新时代部分地区缓解村落或农民终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     

农民外出务工与劳务经济发展

发展劳务经济,有组织地组织农民外出务工是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由于长期以来二元结构的制约,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低下,用工的不规范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这一切制约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加快劳务经济发展,首先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务工人员的素质;其次要将培训和输出相结合,建立劳务输出网络,实现劳务输出的组织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务市场,使农民通过劳务输出在城里就业,实现农民"非农化"是我国劳务经济的发展方向。     

论建国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对影响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一项因素的历史考察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影响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因素。建国后, 我国农民一直存在两种生产积极性,两种生产积极性发挥程度的差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形成双向互动,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透过建国后农民两种生产积极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可以为党和政府在制定适宜的政策保护、引导、促进农民两种生产积极性的转化提供启迪。     

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

农村商品化和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和农政变迁的主要动力,也是主导"三农"讨论的主流话语。在前资本主义农耕社会的生存经济中,农民生计方式多种多样,且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在经历了商品化过程之后,农民的生计大多需要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的双重支持。通过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强制商品化,同时,一系列政策措施也鼓励农民融入商品经济之中。当农民被锁入市场经济之中,其自主性和自由度均大大降低,劳动与收获不再直接关联。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拷问发现,商品消费本身不再是为了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满足不断建构起来的欲望和意象。在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任何阶段,人类都不应该忘记生活的目标和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