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学与中国社会:回顾与展望、特征与趋势

从公元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300多年,中国神学发展的一大特征是其关注的重心从政治转向社会文化,再从社会文化转向教会。唐朝的景教关注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神学关注对政治结构的适应;明末清初的中国神学本身就是天主教传教士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果。此后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形势和社会文化问题。20世纪上半叶的后期,部分中国教会领袖开始把关注重心转向"灵命"培养和教会使命而使中国神学"走向教会"。中国神学未来的发展将会把关注的重心从教会转向社会文化,再转向政治。     

晚明中西生死观的碰撞———以利玛窦为研究中心

晚明时期,随着东西海路大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针对中国高度文明的文化环境,采取文化适应路线,不仅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基,更引发了中西文化更深入地碰撞,其中生死观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灵魂、死亡观念做了全新的诠释,也对中国传统生死观念中对来世思考的缺失做了有益的补充和调适。但鉴于中国重伦理的文化环境,利玛窦对西方生死观也做了部分调整,淡化神学意味,突出伦理道德,以有利于世道人心,使西方生死观在中国更加本土化。这迎合了明后期动荡政局下士人阶层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认识和融合,而且对明末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明末王门后学与天主教的传播

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于明末入华传教,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除了其采取文化适应策略和科学传教的路线外,当时王学勃兴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一方面王学的风行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输入环境,另一方面两者的某种契合是天主教顺利传播的思想基础。     

论阿尔都塞文艺思想的神学维度

随着阿尔都塞大批的遗著问世,我们发现宗教的思想不仅促成了他自然而然地滑向当时法国盛行的结构主义,甚至在他成熟的意识形态思想中也弥漫着异常浓重的神学气息。本文将梳理阿尔都塞文艺思想与天主教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其前期的神学写作中试图与天主教思想彻底决裂的过程,他对马克思主义重要概念的神学解释,以及后期马克思主义文本中为宗教提供的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在此基础之上,对阿尔都塞根植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文艺思想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阿尔都塞挥之不去的神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的互动。     

法国索隐易学中的女性形象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其索隐易学中结合《易经》与《圣经》,对东西方女性形象进行对比研究。一方面将《易经》中"帝乙归妹"之"妹"、"不贞之女"与《圣经》中的玛利亚、夏娃作对应诠释,以吉凶、先天后天等范畴统和中西善恶观。另一方面将中华传统神话人物女娲补天、造人之功与西方造物主相等同,在女娲的形象中索隐三位一体的神学思想。白晋对女性形象的索隐式处理不仅将《易经》与西方信仰体系相融合,亦反映出他在对应异质文化时所做出的神学本土化尝试。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从西学翻译看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利玛窦是最具影响的人物。西方近代科学及天主教在中国能有现在的发展 ,利氏是有开创之功的。文章从西学翻译的角度 ,通过介绍与分析利玛窦的著作来评价其对中国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思想文化以及语言、音乐等方面的影响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大耶?五行耶?四行耶?——杨廷筠辨儒释耶元素论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内,用西方哲学元素论改造中国传统儒佛元素论,以"四行"代"五行"、"四大".明末中国天主教徒杨廷筠沿袭其传教士老师的思路,也基于基督教创造论对儒家和佛教的元素说进行了辨析.认为,儒家宇宙构成论体系中的阴阳五行观念,与基督教创造论体系中的四行观念,异中有同:异在元行的种类和数目不同,同在其共为万物的质料.而佛教四大元素说,则是基督教四行说的改头换面.但是,他也表现出不同于其传教士老师的倾向,即仍在传统哲学意义上解说气在万物生成中的本原作用,并吸收佛教假合说的内容以论证基督教观念.杨廷筠的辨析,表现出他调和两种文化传统的努力.     

论梵二会议后天主教婚姻观的发展——以教会训导为中心的考察

梵二会议是天主教神学的分水岭,天主教会的婚姻观自梵二会议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主教的教会训导是天主教会官方思想的代表,因而探讨天主教婚姻观在梵二会议之后的新发展则必须要关注教会训导中相关的阐述。比较和分析梵二会议前后天主教的官方文件,可以发现二者在对婚姻的性质、目的及婚姻中夫妻关系的表述上均有了看似细微却意义重大的调整和改变,这正是天主教婚姻观发展的表现,而天主教婚姻观的这些发展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教会伦理神学转向的一部分。     

利玛窦与儒学的会通和冲突

利玛窦为了传教,一方面极力地在“天主”、“上帝”与“天”,“人性论”与“仁义道德”诸方面将基督教与儒学进行揉合和会通;另一方面又无法去摸平相互间的冲突。尽管会通和冲突并存,但利氏成功地开创了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对话的先河。它昭示着我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最好办法和最有利的态度是“君子和而不同”。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冲突及对策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由对人的看法和对社会的看法构成,社会工作的行为守则则是价值观的操作化。它可以帮助解决许多问题,也可能导致当事人的自由和福利、当事人权利和工作者权利、工作者的普通身份与专业身份、社会工作价值与其他社会体系的道德困境或价值冲突。社会工作者必须进行道德决策,在诸好或诸坏间进行平衡。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需要领悟传统文化的特性,整合以人为本和集体主义的理念,以融汇视角把握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引入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提炼传统文化的助人理念并举是中国社会工作良好发展的基础。      

文化适应与信仰超越——从明末清初天学之兴衰看“补儒”和“合儒”的有效性

明末清初天学在中国的传播 ,经历了由兴而衰的过程。其兴盛 ,一 )是由于利玛窦等人所奉行的天学适应华夏文化 ,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调和主义策略 ;二 )是由于利玛窦等人的适应“儒家”策略对华夏士人自我中心主义心态的满足。其衰微 ,一 )是由于利玛窦等人适应策略的动机毕竟是在华夏最终普布基督教 ,实现儒家基督教化 ;二 )是由于适应策略和华夏文化语境与基督教自身的纯洁性之间的矛盾     

从中西文化差异看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的历史偶然

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是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欧洲：教俗分权,一教独大;中国：皇权至尊,多教平等。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天主、君王和生父之间的关系所作的阐述明显与中国儒家传统不同;在后来的实践中教权与皇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中国统治者禁教乃是势在必行之举。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地打开中国的大门,是由特定条件形成的一次历史的偶然事件。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 “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     

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国有石油企业的角色与“组织化利益”

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海外经济与能源领域的扩展与延伸,能源领域国有企业在中国外交有关经济、能源、投资等海外利益决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本文即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与利益为问题导向,通过引入"组织化利益"概念对国有石油企业与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特殊复杂关系进行探索。国有石油企业在与具体的国家利益代表机构发生联系时,需权衡类似国资委、发改委、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及外交部、商务部等涉外职能部委的利益需求,从而可能形成各种导向不同的"组织化利益"。     

从目的论视角管窥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基于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理雅各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为了襄助其传教事业,理雅各采取了归化的译法来翻译某些蕴涵中国神秘文化的词,体现出了他的宗教融合倾向,同时,当某些中国神秘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化意象时,他又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划清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