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计生工作初见成效

从2007年开始,山东省诸城市在全市农村全面开展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就是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的原则,把相邻的几个村庄和相关单位规划成为一个农村社区,在社区内选择个交通便利、班子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村庄作为社区中心村,在社区中心村设立社区服务中心,服务半径一般掌握在2公里,涵盖5个左右村庄、1500户左右。全市1249个村庄共规划为208个农村社区。     

消费文化，面子竞争与农村的孝道衰落—以打工经济中的顾村为例

随着打工经济在中国农村的深化，大规模流动的农民也在消费文化的生活环境中逐渐习得城市市民的生活理念。而在村庄社区的生活意义系统被消费文化型塑之后，这种价值取向被灌注到村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村民在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面子竞争中不断找寻近期目标。并以在竞争中不断获取“尊严感”和“自我实现感”作为生活的动力。收入有限的村民在浓厚的消费竞争氛围中变得精于算计，并在持续进行的、强调物质利益的角避中舍弃了对于老人的责任和义务。     

非农化视角下的浙江省农村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被打破,尤其是在较发达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充分。浙江省10个村庄的职业分层、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状况表明,农村社会的分化变迁与其非农化水平密切相关,由于非农化水平的差异,当前农村社会的分层呈现出多元化、非均衡性、非充分性等特征。从分层总体结构上看,浙江省农村社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力模型”的构建

文章在借鉴“推-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推力的角度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力模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赣南B村的新型婚姻模式

传统婚姻模式与家庭和村庄稳定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围绕婚姻模式形成了诸多的支持机制。而在打工经济引起青年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村庄与家庭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迁,农村青年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衰落。本文分析了赣南B村的“闪婚”与“闪离”现象,探讨这种婚姻模式在宗族性的村庄是如何可能的。当传统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瓦解,农村青年的婚姻得不到支持与整合．在“闪婚”这一新现象之后,随即走向“闪离”,农村青年则在面对自身婚姻时感到了无奈和无力感。     

透析“80后”农民工

自1984年，中共中央出台“1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以来，“民工潮”就没有停止过。根据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外出农民丁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亿人。     

山东诸城市打造农村社区“两公里服务圈”

2007年以来，山东省诸城市委、市政府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创造性地开展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服务工作，即在农村规划建设了208个社区，每个社区服务半径不超过2公里，涵盖3—5个村、1000～2000户，选择1个有发展潜力的村庄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在此背景下，诸城市人口计生部门以率先实现优质服务基本覆盖为目标，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对农村社区计划生育服务工作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推动了人口计生整体工作向纵深发展。     

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行为选择及其保障水平的因素分析——来自上海郊区村庄层面的经验

文章试图探讨上海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并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分析村庄层面农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农保和征地补贴保障养老金标准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研究发现,农民参保的激励及保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与村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及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等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关,而且还受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和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对中国农村中学生艾滋病预防和青春期知识的调查报告

P02项目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农村中学开展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知识的专题教育，中国国家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4年1月上旬对河北、辽宁、山东、湖南、湖北等省的5个项目县进行了以“中国农村中学艾滋病预防知识和青春期知识”为主题的基线KAP调查。     

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影响的追踪研究

利用跨越18年的7期专项追踪数据，考察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低/高强度照料”“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不同住”与“不照料变为照料”显著提升了老年人行为能力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与“照料变为不照料”则相反；“高强度照料”“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与“一直照料”显著提升了其健康自评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则相反；“一直照料”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则相反；“低/高强度照料”与“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不同住”显著降低了其抑郁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与“照料变为不照料”则相反。结果反映了低龄老年人适度隔代照料有益于其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的发展，揭示了这一影响根源在于其自身年迈的父母角色与其作为隔代照料者的“父母”角色之间的和谐发展。     

免征农村女孩家庭房屋建设配套费优惠政策

近年来，柳林镇在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同时，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相结合，把新型生育文化知识融入农村建设、村庄集镇美化之中，重新建立了新型生育文化一条街。在集镇路口显眼的位置竖立了一幅大型电脑喷绘宣传牌，其内容为“关爱女孩、关怀女性、关注未来”。     

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养老问题透析

“农村养老是中国下一世纪的战略难题” ,而在中国农村 ,家庭养老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家庭养老方式既是农村老年人的自然选择 ,更是其精神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家庭的养老功能日渐削弱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型养老方式又不适应我国国情 ,稳步实行“家庭社会”养老双轨制 ,才是中国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家庭养老的道德教化与制度完善 ,是中国农村养老走向正规化的保证     

中国农村独生子女的数量与分布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0.95‰原始数据,以“乡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口径、“活产子女”和“存活子女”口径对中国农村独生子女的数量与分布进行了估算,并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按照“农业人口”口径计算的农村独生子女数量,比按照“乡村人口”口径计算的结果多近900万人。农村独生子女在各省的分布并不均匀,省际间差异很大。     

“阳光普照”满蓬莱

近年来，随着蓬莱市“幸福家庭行动”的开展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当地群众用最朴实、最直白的顺口溜，唱出了该市新农村风貌和幸福家庭美景：“走路不湿鞋（村村通了水泥路），照明不用电（用上了沼气），吃水不用抬（自来水进了家），做饭不烧柴（用上了沼气），养猪不垫圈，村庄靓起来，家家和谐家家富，婚育新风进农户。”     

国家责任本位的体现——“江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对正在“江村”实施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查,从国家与“江村”农民在农业税与社会保障的汲取与给付的历时态考察,发现“江村”农民的养老保障经历了集体责任本位、个人责任本位,而目前国家在“江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建设中对农民的供款是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中国家责任本位的体现。文章还指出实施中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应设定一些“株连一家”的规定,从而让国家责任本位体现得更加充分。     

去看看困难女孩家

日前，茫茫白雪和刺骨的寒风笼罩着江苏邳州市运河两岸寂静的村庄和田野，该市燕子埠镇郭庄村贫困独女户王良善家里却是笑语不断。该市计生局局长公佩杰代表全局员工专程看望慰问贫困独女户，来到了她家，送来了面粉、大米、食油等生活和学习用品。     

从人口学的视角看中国“三农”问题——试论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之一,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口过多的压力,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人口领域的反映,农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互动性。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中间力量模型”的构建

文章在借鉴“推一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全过程出发．着眼劳动力转移的中间环节,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力量模型”,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小岗巨变——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调查

3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迈出了中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步，发展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位于凤阳县东部的小溪河镇，“大包干”前隶属梨园公社，当时只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此后，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是1994年，出生婴儿14人；最少的年份没出生一个孩子；2003～2007年，每年出生人数不过4—6人。     

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异与转型

基于对人口老龄化发生原理的认识拓展，文章聚焦当代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及其演进态势，在将“三大人口年龄组”的观测拓展为“五个人口年龄组”的基础上，借助联合国WPP2022统计数据，阐释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的阶段特征、致因转换、形态变异及其因果关联。研究发现，在低生育与长寿命态势下，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主导因素正在从“生得少”导致的“少子老龄化”转向“活得长”主导的“老人高龄化”；相应地，其人口形态也在从“底部老龄化”导向“顶端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这种变异与转型背后隐现着从内在致因到外在形态的人口学差异。然而，基于生育率下降（生得少）主导时期建构起来的“少子老龄化”认知体系及其评价标准难以解释平均余寿提高（活得长）态势下的“老人高龄化”现象。鉴此，文章提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战略需要与时俱进，突破传统观念和现行制度框架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束缚，摒弃平均预期寿命60岁情形下形成的老龄化共识，以平均预期寿命迈向80岁的人口情势来确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并建构“老人高龄化”主导下的新认知标准及评估体系，据此为我们认识和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特征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