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

天山南路是以维吾尔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十八世纪中叶清统一新疆后,在这一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民族问题。关于乾嘉道年间清在这一地区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曾向吾和日人羽田明等已有些论述,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 天山南路在清文献中又称“回疆”或“回部”。清在这一地区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     

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从地方治理到国家建构

历史而观,由凤凰厅同知傅鼐等主持并于湘西苗疆推开的均田屯防,可视为清代国家组织地方力量的自我综合治理,亦为自改土归流以来苗疆地方治理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自此,湘西苗疆边地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各族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边地与内地日益联属一体,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以此而言,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之制于地方治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有着积极作用。     

清代湘西苗疆“义学”研究

改土归流以后,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清朝统治者逐步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对"苗蛮"所采取的单纯的军事镇压和消极封锁防范的政策,开始注重"教化"。在湘西苗疆兴办各种教育,其中义学作为当时的启蒙教育,受众是全部的湘西苗民,再加上它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对于改变湘西苗疆苗民"野蛮愚昧"的思想有重要意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义学的发展,从师资力量、经济补助、政策优惠等方面发展了义学。本文就从湘西苗疆义学的特点与影响两方面介绍清代湘西苗疆义学的发展,为清代湘西苗疆的教育发展做一定的整理。     

重构“古苗疆走廊”——记贵州大学“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

<正>2012年4月21日,"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论坛由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陶渝苏院长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中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民族论坛》杂志以及贵州大学等省内高校及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论坛,大家就"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略论“归流”前湖广“苗疆”的社会经济

<正> 苗族自远古以来,迫于天灾人祸,自东而西,由北向南,不断迁徒,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秦汉以后,在楚黔交界地区,以腊尔山为中心,逐渐形成一块较大的稳定的苗族聚居区。元明封建王朝将这一地区划为湖广“苗疆”。其地域范围,据清康熙年间参与“开辟”腊尔山的提督俞益谟记载:“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平荼、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铜仁府。经三百里许,纬一百二十里许,周可千二百里许”。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是以黔东北松桃苗族自治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吉首、花垣三市县(即清代松桃、凤凰、乾州、永绥四直     

“古苗疆走廊”研究及其现实启示

"古苗疆走廊"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将湘黔滇二千里跨地域民族走廊连成一条文化线路,串连起散落在沿线的相对独立的"汉移民文化点"和"古苗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圈"。"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带给我们多方面的现实启示。     

“苗疆走廊”视野中的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研究

走廊学的研究已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近年学者们苗疆走廊的提出,也是当前走廊学研究重要内容之一。为充分发挥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的艺术价值以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特点,本文基于苗疆走廊的概念,以美术文化之整体研究视野,分析苗疆走廊的贵州苗族文化特征、贵州苗族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现状,并探讨现当代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     

“苗疆走廊”视野中的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研究

走廊学的研究已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近年学者们苗疆走廊的提出,也是当前走廊学研究重要内容之一。为充分发挥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的艺术价值以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特点,本文基于苗疆走廊的概念,以美术文化之整体研究视野,分析苗疆走廊的贵州苗族文化特征、贵州苗族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现状,并探讨现当代贵州苗族题材美术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文化贵州”视域中的“古苗疆走廊”解读及其研究范式建构

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解析文化发展动力机制,继而以"文化贵州"目标视域反思当代贵州文化建设呈现的系统性缺失、核心价值定位局限;针对近年来兴起的"古苗疆走廊"研究,揭示其廊域文化的"自觉性""类本质"特征,其代表的贵州文化"主体性"内涵特征;以贵州文化的系统性完善、"主体性"内涵为导向,初步建构其申遗理论研究范式、相关学术课题研究范式、文化品牌项目实践研究范式。     

悲剧警告:“傻子村”“哑巴屯”现象观

悲剧警告：“傻子村”“哑巴屯”现象观宋晓勇摄影／李华强一、诸多因素，使杂散居少数民族的婚姻生育观蒙上一层阴影。富残人的增多，为民族生存敲响了警钟。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中，由于历史、自然和地理环境等原因，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发展起点较低，经济文化发展...     

“心连心”走进湖南沅陵

<正>金秋十月,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一台盛大的慰问演出——《山歌好比沅江水》在湖南省地域面积最大的县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怀化市沅陵县龙舟文化广场激情上演,部分老红军代表及国家级,省、市级劳动模范和湘籍奥运会冠军代表,沅陵县城1.2万名现场观众及数十万城乡居民通过电视直播共同见证了沅水之滨这一演出盛事。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汉语“民族”一词见于西晋永嘉年间

曾经有学者认为汉语"民族"一词是古汉语的固有词语,而且在《南齐书》中就已出现。本文通过对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的解读,指出"民族"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晋永嘉年间,比《南齐书》中的实例早约200年。     

金川番屯的“再土司化”及其原因

金川之役结束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实施“改土设屯”,建立起兵民番练四种类型的屯田。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地区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地化”态势,但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屯弁却随着屯番兵的频繁随征而逐渐获得世袭,屯守备不断扩张权力和权势,进而在清末民初控制了番屯各方面权力,因此被普遍视作“土司”。金川番屯“再土司化”的原因与屯制有关,但根源却是清朝统治者的藩部意识,造成行省体制与藩部体制在金川杂糅并存,使得占总人口70%以上的屯兵屯民等移民与屯番屯练因土地资源分配形成的空间区隔被固化,而番屯还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与土司制度相应的社会文化。     

广西那坡荣屯“土瑶”语及其系属

袁少芬同志在《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上,发表了《那坡"土瑶"述略》一文.这篇文章从民族学角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荣屯这部分少数民族的名称、来源作了考究,对服饰、习俗也有比较详尽的叙述,但在语言问题上作墨不多.本文除简要介绍语言情况外,打算把它与有关语言进行共时对比,试探一下这种语言的系属问题.下面以那坡县龙合乡仁合村荣屯自称"耶容"jε~55joη~12的语言为代表(下称耶容话),分语音、词汇、语法和系属四个部分叙述.     

湖南:“非遗”保护迫在眉睫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完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作为与物质性、遗址性、建筑性文化遗产相对应、对称的概念而提出的。2005年5月,我国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其范围则包括: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这些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区或群体之中,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环链。其生成、传承到创新、演进的全部过程,显示出生生不息的深层生命运动和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     

聚焦湖南“县域经济”大提速

“县域兴则全省兴,县域活则全省活”,“强省之基在于强县”,“简政放权、强县扩权”,时下,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能比这些朴实而坚定的观点更能激荡三湘儿女的心旌。建设经济强省,做强县域经济,这是湖南省委、省政府继实施“长株潭一体化”、湘西大开发、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之后,为加速发展经济所做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显然,我们的决策者已睿智地洞察到,湖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抢占先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是着力点和突破口。如今,县域经济大提速的蓝图已经绘就,强县扩权的“尚方宝剑”也交给了全省200多名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如何舞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巨龙,将成为考验他们执政能力的重要一关,也将成为三湘百姓所瞩目的焦点。     

湖南“民族风”闪耀世博会

2010年上海世博会5月1日拉开了大幕。很多前往世博会的游客兴许只知道这是一场盛会,可以去看热闹和新鲜。其实世博会的意义远不止一场各国的"展示秀",其无论是对于主办国还是参展国,更多的意义在于"交流"。全世界各种精巧的创意、奇妙的发明、珍贵的文物、多元的文化荟萃于此,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迸射出火花。它的举办,给了世界各国一个交流、比拼、提升的机会,也给了主办国包括湖南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我、融入世界的机会。本刊现整理相关新闻报道,为湖南"民族风"闪耀世博会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