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检察官选任机制的思考

目前,中国检察官的选任制度存在着人员准入方面的“低门槛”,检察官任职资格要求较低,检察机关人事管理体制行政化,检察机关职能部门的分类制度影响检察官职能的发挥等弊端。优化检察官选任机制的有效途径是严把进人关口,加强检察官职业培训,强化任职条件,确保人事管理权相对独立,完善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等。应建立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避免检察官职位设置的随意性;改革检察官职务保障制度,调动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以此作为优化检察官选任机制的制度保障。     

关于调整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组织形式的思考——以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为切入点

以员额制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检察官数量的减少将深刻影响现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组织形式。现行的多位检察官共同办案、团队合作的办案组织形式应当调整为由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司法警察组成团队,并由检察官指挥侦查、检察官助理协助检察官指挥侦查、司法警察具体执行侦查的办案组织形式。     

中国检察官诉讼角色的冲突与调适——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分析

检察官诉讼角色具有复式性、多元性的特征。角色观念的滞后、角色期望间的矛盾、角色扮演的非规范性,以及"剧本角色"的非科学性等,均可能引发检察官诉讼角色的冲突。检察官诉讼角色的冲突必然造成检察官诉讼角色的紊乱和错位,具体到实践中则常表现为检察官的非核心角色占据主导地位,角色扮演偏离"角色剧本"。社会角色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检察官诉讼角色冲突的调适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当前,调适我国检察官诉讼角色冲突的主要方式是提高检察官的角色领悟能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大检察官诉讼角色制度的实践研究和建设。     

司法改革背景下员额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关系探析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和重中之重。该项改革是后续各项司法改革措施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基石和人力保障。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后,将产生"员额检察官+检察官助理"的基本办案模式。通过对司法改革试点省市的调研发现,员额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在职责分配、待遇差别和工作压力问题上存在矛盾,不利于检察业务的开展和检察队伍的稳定。为了构建员额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之间的良性关系,决策层可以考虑将检察官助理纳入司法责任制的追责对象,给予检察官对检察官助理更大的管理权,并实现办案成果共享。最终,使二者之间形成成熟的导师制关系范式,确保检察官后备力量的优质与充足,完成检察系统的新陈代谢。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

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责关系的改革,是通过重塑权责关系,达到以“责”束“权”的目的。但这项改革未解决检察权运行的动力问题。职业化的检察官惩戒制度从根本看是一项重要的职业保护制度。我国近年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出现了目标背离,该制度有沦落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辅助性制度的可能。对此,有必要明确检察官司法责任制与检察官惩戒制度各自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从检察官惩戒审理程序、惩戒依据体系建设、惩戒措施体系完善等方面完善检察官惩戒制度,实现检察官制度的良性发展。     

检察官：从国王代理人到公共利益代表

各国检察官的具体职能不同,但从历史视角考察,检察官有着共同的使命。在封建君主国家里,检察官是国王的代理人;在民主宪政国家里,检察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随着社会的发展,检察官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但在界定公共利益之时,检察官应以司法者的身份,对公权与私权作出权衡。     

国外检察官考核考评制度之比较及启示

在介绍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国检察机关特点和检察官考核考评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并归纳出各国检察官考核考评制度重视业绩考评、强调过程控制、注重考核结果应用等一般规律特征。我国检察官考核考评制度应在考虑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和成果,体现检察官业务特征,与检察官整体水平相适应,并将过程控制与考核结果应用相结合,同时要重视考评体系和考评方法的科学性。     

检察权约束问题研究

检察权约束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研究的是如何防范检察权的滥用.为约束检察权,确保其高效、公正行使,我国已经建立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内部与外部的约束体系,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客观的、现实的.为有效约束检察权,需要构建检察权能够被约束的基础,即检察机关的客观性的执法标准,这就要求重视检察官的职业化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性力量的参与.     

检察官遴选的历史变迁与理论反思

现代司法体制的建立,必然伴随检察官身份的有序构建.自1995年《检察官法》制定至今,从检察官身份的确认到检察官身份的强化,是清晰可见的改革目标转变.检察官遴选改革需要承担两项重任:一方面要突破检察体系行政化的科层束缚,另一方面要适当扭转检察官遴选的地方性惯例.当下的遴选实践具有过渡性特征,从遴选的法理来看,对检察官遴选机制的反思,除要考虑从何而选的问题外,还要思考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如何能选.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应当成为自主性、专业性的遴选机构,就此而言,需要通过适时的制度调整,强化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遴选权,使其足以承担检察体制改革的历史重任.     

域外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检察官自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不被社会信任的尴尬境地。200余年来,检察官为争取社会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恪守中立原则、推行阳光检务、加强伦理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措施,以＂公正＂＂公开＂＂公德＂＂功绩＂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国检察机关要提升执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解决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检察官的权能及考核考评机制等问题。     

我国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司法中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重要保障。英美等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相当完善,但我国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研究尚显滞后。近年来,要求在我国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此,许多省份在司法实践中都进行了相应探索和实践,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现有的良好立法基础、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国外成果的借鉴,可以确保我们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探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问题,不仅符合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和要求,而且有利于建立平等的诉讼对抗模式,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刑事诉讼案件报道侵权的法律问题探究

媒体就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依职权形成的呈报材料与文书或就诉讼一方当事人控辩材料或供词予以报道,导致相对人名誉受损,媒体是否免于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司法审判实践在两种情况下体现出向名誉权的保护倾斜:依据公安、检察机关依法办案形成的内部运行材料进行报道导致他人社会评价明显降低的,媒体不适用"公开文书"的法定抗辩理由;媒体依据被告人、被害人一方的供述或法律专家的认定意见所作的报道损害一方当事人名誉,不能证明其真实的,媒体负核实过错的责任.     

程序意义当事人视角下的公诉人和被害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和公诉人的非当事人地位,而这从程序意义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均不具有合理性。它们都是实体法地位在诉讼中的延伸,而根本没有考虑他们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诉讼职能。正是由于公诉人的非当事人化地位,才使得被害人升格为当事人。从程序意义上来看,应当废除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赋予公诉人当事人地位,但公诉人的当事人化不是绝对的。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思考

行政执法证据是刑事证据的重要来源,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进入刑事司法阶段后,基于部分客观证据难以重复收集、刑事专业性限制和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进行两种证据的转换是很有必要的,而形式和采用标准上的趋同性以及立法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不断成熟也使两种证据转换现实可行。但是,由于两种证据的转换受制度构件缺陷和实践操作短板等原因制约,导致现行证据转换出现效率不高、以罚代刑等弊端。应通过明确行政证据收集主体、统一收集标准,健全证据移送机制,完善法律规范,强化检察监督等措施,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有效衔接。     

困境与出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实证分析

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重要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处遇措施,在实践中应具有较高适用率。通过对东北地区检察机关实施新刑诉法的实证调研发现,附条件不起诉在实践中存在适用率低、适用对象特定、相对不起诉侵蚀附条件不起诉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源于部分检察官司法理念落后、知识储备不足、司法体制障碍、人员配置紧张等因素。有必要强化专题法律培训,纠正检察官认识误区,消除司法体制障碍,引入社会专业机构,降低检察官工作负荷,以有效提高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     

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研究

完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对于落实刑罚目的、规范执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来看，财产刑检察监督规范了财产刑执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是，由于财产刑执行监督涉及面广，当前仍然存在信息渠道不畅、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督方式落后、检察监督缺乏强制力等问题。为了解决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采取畅通内外信息渠道、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创新监督方式、间接增强检察监督强制力、完善检察监督制约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在新时代，检察机关应聚焦监督主责主业，将财产刑执行检察视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关于当前加强师德建设的思考

师德建设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师师德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注重个人功利、敬业精神缺乏、不能做到传授知识和育人并重、自身素质欠缺等一些问题。加强师德建设主要应从加强师德教育、建立健全师德评价体系及师德建设的激励机制、进一步为教师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加强教师自身的师德修养人手,使教师不断提高师德水平。     

量刑建议制度：比较法视野内的考察

众所周知,案件事实一旦发生便不可重现。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及调查手段的限制,最终能进行刑事程序并据以定案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不可避免地存在出入,且关于被告人品格等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又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确保量刑的公正,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无疑是方式之一。但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刑事司法理念的不同,量刑建议制度在各国所具有的功能、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因此,对这些差异、共性进行分析,将会大大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