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基于一定标准对法律规则自由选择判断的权力。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于民事司法全过程。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存在风险,主要包括自由裁量权的非规范行使、非统一行使和滥用三方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要遵循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作法;自由裁量权的统一行使,应建立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和判例指导制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建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权利控权制度和权力控权制度。     

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开启及其规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为中心的分析

在法律方法演进的过程中,司法能动性的开启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并将逐步地成为法律方法的基础。司法能动性的特征与司法被动性的特征并存而且统一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法律文明的进程。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安排往往通过证据制度来体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彰显了司法的能动性特征。     

司法克制下的法律解释

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概念,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作为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的分歧集中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近年来,司法能动备受学者推崇,但也常被误读或曲解;实践中深受法官青睐,却多为之所滥用,甚至被异化为掠夺和扩张法律解释权的武器。当务之急,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尊重并认真对待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审慎地建构裁判规范。     

论居住权的类型及其司法适用

居住权问题属于事实判断问题,社会实证方法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居住权的案件大致可分为拆迁安置型、公房租赁型、离婚帮助型、家庭亲属型四种类型.因法律的缺失,居住权事实上成为司法创设的一种权利,在适用中存在较大的争议,受法官自由裁量权影响较大.     

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审查

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当受到有效的法律控制,而这种法律控制机制最好莫过于司法审查机制。但是,仅限于笼统地讲行政自由裁量应当受司法审查,而不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的分析,无助于对滥用以及超越自由裁量权之行为的控制,因而无法保证行使裁量权之结果的公正和准确。本文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特征及其逻辑结构剖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自由裁量应仅限于法律后果;相反,司法审查不仅对法律要件享有完全的审查之权,而且对法律后果也可以有条件有限度地进行司法审查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司法能动性为逻辑起点

法律规范的静止性、社会实践的动态性之间的断层,证成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司法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弥合了这种断层。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不应也不能忽视检察官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司法能动性为逻辑起点,对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反思,并就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重构提出若干建议。     

司法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的伦理关怀

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法官的一项重要权力内容,其体现司法活动的终极性价值诉求,更应当是一种伦理裁量权.保障司法独立给予司法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的外部制度伦理支持,法官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是其内部道德约束.     

我国司法理念回应性探微——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目标

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出发,结合法律理论发展的国际趋势以及人们对司法的实际需求,分析我国司法工作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如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法律解释权、司法如何反映社会需求以及司法的理性化监督等,探讨如何实现良好的司法社会效果.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双重功能 ,它在运作中的“自由性”和“封闭性”特点决定了它更易受权力、金钱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枉法、滥用自由裁量权 ,这严重影响了法律适用的公正和准确。为此 ,必须大力加强立法 ,加大对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深度 ,严格对执法者的考核任免和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行政法制监督 ,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有效的行使     

在语言中探寻法官自由裁量权——哈特的思考进路及启示

哈特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思考进路是,在日常语言中阐述法律概念的含义,进而在语言中探寻法官自由裁量权。由于法律在本质上是法律的"陈述",法官自由裁量权就处在这一"陈述"之中。在"陈述"法律的语言中,发现了法律语言的空缺结构、意义中心与边缘地带,从而准确定位了法官自由权的处所。哈特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语言实证主义思考,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启发意义,为法官"依法审判"、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方向。     

绝对权，还是相对权？——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权性质澄清

绝对权以不特定人为义务人,相对权以特定人为义务人。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权是相对权,不可能“物权化”,也不可能对抗第三人。不特定第三人非法使用智力成果,侵犯的不是许可使用权,而是能权。笔者建议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中规定独占许可使用权人享有诉权,明确该诉权的法理基础是人身自由权之定向表现形式——能权;同时规定独占许可合同应公示备案,否则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效力。       

由“彭宇案”看裁判诚信与依良心审判——兼谈《民诉法》第13条第1款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

＂彭宇案＂折射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和对裁判诚信的期待。《民诉法》第13条第1款诚信原则对法院和法官的＂适用性＂,包括法律宣示意义上的间接适用与裁判援引意义上的直接适用：前者毋庸置疑但不宜滥用,后者看似很美然功能有限。裁判诚信要求依法尽职裁判、禁止突袭裁判和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民诉法诚信原则条款对法院和法官具有诚信引导、解决民诉法＂体系违反＂、衡平各方诉讼利益、事后惩戒等功能。裁判诚信的本质,是依照法律和程序,在遵循法律原则适用即衡平方法前提下的依良心审判。     

论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及保护——围绕宜兴失独老人胚胎争夺案展开

随着胚胎临床应用的增加,个案司法为立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冷冻胚胎应界定为介于＂人＂和＂物＂之间的特殊存在,是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客体。司法裁判抑或立法应当基于利益衡量保护胚胎法益,可在我国现有的民法构建秩序和思维逻辑之上采用特殊法益的保护模式,分种类、划阶段地给予特殊保护。具体可以通过立法,明确冷冻胚胎的行权主体及内容,规范并完善现有行权方式,确立行权规则之限制等。     

关于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分析交易所纪律处分行为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对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行为司法审查的相关制度设计进行探讨,提出应当在进行司法审查之前遵循“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在司法审查的具体运行中以法律审查与事实审查为中心。     

分析实证法学的司法观及其哲学基础

分析实证法学的研究对象为实在法.对法律科学性与逻辑自足性的追逐成为这一学派的落脚点.在此观照下,分析实证法学的司法观透露出对规则的恪守以及对发现法律的坚持.这种司法观缘于“应然”与“实然”的界分、实证哲学的影响和功利主义的刺激.对于我们而言,恪守而不是漠视规则,发现而不是创造法律应是司法活动中法官的当选策略.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

“职权法定”原则最初是一项行政法原则,但根据依法治国的法治要求,“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包括“职权宪定”的要求,所以,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适用“职权法定”原则.依据“职权宪定”和“职权法定”的法治原则要求,全国人大也不得随意越权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可以行使的包括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律解释和宪法解释的职权.鉴于“司法职权”的概念已经成为法治实践中的政策熟语,但却没有在宪法文本中明确加以体现,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及早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将“司法”、“司法机关”和“司法职权”的概念写入宪法,以确保“职权宪定”原则得到彻底的遵循.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规则,如证明标准、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等在立法上付诸阙如,为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一定困难.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是一种刑事特别程序,综合考量证明标准在调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的中的重要杠杆作用,证明标准应限定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与“优势证据”之间,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事实”“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实质联系,举证责任分配可以考虑采取检察机关举证的一般原则和利害关系人举证的例外情况相结合.     

“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之探究

现在世界刑事法律的一般发展趋势是废除死刑或者限制死刑,在刚刚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提到我国要逐步较少适用死刑罪名。提出的适用死刑罪名包括：世界各国死刑罪名的废除和大量削减;我国死刑罪名设置较多,但是死刑使用率不高。通过对＂逐步减少＂适用与＂废除＂适用的不同以及对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与＂死刑＂的不同进行比较,不仅明确了其基本含义,而且明确了这是一个立法问题而非司法问题,进而探究了在我国实现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现实途径,以期对未来死刑的研究以及司法实践有所促进,以期更好地保障人权。     

我国引入次级债权制度之初探

关联企业日益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关联企业中的控制企业可以利用“内部人”的优势为自己的债权提供更有利的地位。为防止其获得不正当的优先债权,美国法院最早做出了有关“深石原则”的判例。与此功能相对应,德国设立了“自有资本替代制度”,我国台湾也引入了次级债权制度。但我国大陆却缺失这一制度,社会经济的客观情况要求我国大陆也应当引入次级债权制度。在分析以上3个立法案例的基础上,探讨了次级债权制度在我国的构成要件及司法适用的相关程序等问题。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中国毒品犯罪的惩治与防范——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区际刑事司法合作为场域

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跨境毒品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需要针对此区际毒品犯罪特点,完善内地和港澳地区联手打击毒品犯罪机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制定适宜三地刑事司法协作的统一刑事政策,进而推动内地与港澳地区法律实现效益对接;在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注重平衡打击毒品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关系;突出警务合作,完善两地警方司法协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