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

隐士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和政治力量,它对社会政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正史为隐逸列传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对十四部正史《隐逸传》所记载的约282名隐士进行排比分类,将我国古代隐逸的原因分为6种类型。并对正史为隐逸列传的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     

《文选》之《百一》诗研究

《文选》“百一”一类,仅存应璩《百一》诗一首。文章探讨了《文选》录入“百一”诗的原因,探讨了“百一”诗名称的含义、“百一”诗在当时的影响以及“百一”诗的特点。     

论《文选》乐府诗的选取和它的选诗标准

本文对《文选》中乐府诗的数量和类别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对传统的萧统选诗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尊帝王、美教化、厚人伦的观点提出了否定意见 ,并进而指出《文选》的选诗标准乃在于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李善《文选·咏怀诗注》中的旧注问题

南朝学者颜延之和沈约都曾注释过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收录《咏怀》十七首,李善为这组诗作注时,即以颜、沈旧注为基础而稍加补充。按照《文选注》对采用旧注的体例规定,《咏怀》十七首每句文下按颜、沈、李的顺序出注,颜注不题注家,沈注题沈曰,李注题善曰,三家注文条序井然,各不相混。宋人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时,误将不署名注当作善注,在这些注文前都补题善曰。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咏怀诗》颜注面貌的认识混乱。     

《文选》阮籍诗注及钟嵘评论问题探究

阮籍《咏怀诗》旨意幽微,南朝时即有颜延年和沈约为之作注。稍后钟嵘在《诗品》中就对颜延年注解进行了评价和揣测,但对沈约注却只字不提。颜、沈二注目前仅少数几条保存在李善注《文选》内。笔者以此为据,发现钟嵘批评颜延年是因后者只谈名物训诂不谈美刺教化,严重背离了《毛诗》的注释传统,而这又体现了钟嵘诗学观中对传统继承的一面;不提沈约注,是因为沈注流传极少,他并没有见到。     

俞玚《文选》评点探析

俞玚的《文选》评点保存于后人传抄的《文选》评本中,其中以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昭明文选》60卷所录最为真实可信,较能反映俞氏评《选》原貌。俞玚评点的最大特色是以"法"析《选》,他关于章法、句法、接法的讨论,反映出提倡秦汉文章的复古态度及对官方倡导的清真雅正文风的认同与附和。通过俞玚《文选》评点,我们能更感性地认识到文学批评与时代风气的密切关系。     

《文选》的和诗归类

和诗创作在齐梁时期迎来了第一次高峰,但同时代的《文选》编选者没有为它单独立类,而是将其分别归入3大诗类。这种归类情况是复杂的,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文选》编选者作为早期的文体分类者对和诗特征的看法,以及当时的主流诗界对和诗与赠答诗两种相似诗类是否有过明确的区分,从而对和诗诗体观念的发展源头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

昭明太子《文选》编撰前曾有两部诗歌选本《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 ,分别出自刘孝绰和萧统之手。考察两书的编撰情况及其体例、标准等文学思想在《文选》选文定篇中不同的反映 ,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刘孝绰作为东宫首席学士发挥的影响有限     

中古隐逸诗的文化功能探析

中国隐逸诗承载着其自身的文化功能:诗人运用隐逸诗,可以叙述自身“安贫乐道”、“不仕王侯”的隐逸精神,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统治者运用隐逸诗,可以召隐士归来从政;士人运用隐逸诗,可以进行政治批判,因而隐逸诗又具有政治实用性功能。     

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

《文选》学家们往往把《文选》不录经、子、史的选文范围视为萧统具有“独立的文学”观的证据 ,而忽视了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上 ,这都是不合理的。《文论》的这种选文范围是由“非‘文’不选”的文学审美性的宗旨与总集编选的目的与体例共同作用而成的     

《笥河学士诗集》的编纂与流传

《笥河学士诗集》是朱筠去世后由其次子朱锡庚编纂而成。朱筠1781年去世后,在1781年到1801年这二十年间,朱锡庚不断搜寻朱筠的遗稿,到1803牟朱锡庚完成了二十八卷的《笥河学士诗集》。完成后,《笥河学士诗集》由朱家子弟递藏,后被朱柽之收藏,后又流于日本秃庵手中,最后被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至今。     

《文选集释》在文选学上的价值

清代朱《文选集释》一书搜罗宏富,对《文选》之《选》文、《选》注多所补正,实为整理、研究《文选》必不可少之资料。惜其鲜有专门研究之作,有关评论亦失于偏颇。《文选集释》在全面整理此前研究成果、为文字学等学科提供借鉴之资、有助于《文选》注释学中集释体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有重要价值,达到了其应有的高度。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从文学作品中透析美国文学思想的进程与变革

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它被视作“年轻”的“长者”。它沉淀，吸收并发展了欧洲文学的精髓，但它的繁华不仅于此。美国文学的奇迹源于近五个世纪以来文学先驱的不懈开拓和前行，每一部文学作品都记录着一种不朽的时代精神。美国文学的世纪领袖们挥笔记述美国的民族精神和信仰，这一切都成为这个民族生存兴盛的伟大力量。文学作品中展示的不仅是精神的繁衍和信仰的传承，更是思想的进程与变革。     

文学作品的悬念和释念

在文学作品中,悬念造成"大惊"、"大疑"、"大急"之情势,以"引人"释念带来"大喜"、"大快"、"大慰"之情境以"入胜"。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著作精神权利基本问题分析

本文从著作权理论建构出发 ,沿袭著作权立法精神 ,平衡作者权益与公众利益 ,着意弄清“著作人主观观念上利益”的具体内涵 ,并与传统民法“人身权”比较。     

《唐诗别裁集》立足儒家文学观的持守和突破

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对唐诗的选择是从宗旨、体裁、音节三个层次进行的,其中"宗旨"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体裁、音节是不可或缺的诗歌美的因素,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尽善尽美"文学观的更具体的规定.沈德潜在自身所处的学术背景中,从宗旨和审美特征两方面对唐诗进行"别裁",将"鲸鱼碧海"、"巨刃摩天"的高格壮响确认为唐诗的主流美学特征,并对以李、杜为宗的唐诗艺术个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立足儒家传统文学观,<唐诗别裁集>以其新颖风貌在唐诗编选领域奠定了自身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