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探讨

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对维护和促进人类的健康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但该项研究和应用也会引发一些社会、伦理问题。本文分析了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争论的焦点问题以及世界各国的反应态度,探讨了我国该如何面对这一研究热点问题。     

浅谈网络伦理的发展现状及治理措施

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正改变着人类的学习、生活、娱乐方式,并进而影响着精神领域的道德建设。它以其自身特点强有力地推动道德发展,但同时又带来诸多伦理问题,从道德行为、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等方面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因此,防范网络道德危机,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尤显必要。它有赖于人类社会从立法、科技进步、道德纪律、道德自律等方面全方位地加以思考解决。     

治疗性克隆的生命伦理透视

治疗性克隆不同于生殖性克隆,治疗性克隆以治疗为目的,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长寿,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区别对待生殖性克隆与治疗性克隆,充分认识治疗性克隆的生命伦理价值,理性分析治疗性克隆伦理争论的实质,在反对生殖性克隆的同时,积极地支持治疗性克隆,才能保证克隆技术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器官移植伦理原则初探

器官移植的伦理研究是器官移植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生命伦理观念交叉的产物。器官移植伦理研究以器官移植的理性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学利益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为理论依据,从人类发展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器官移植进行理性思考,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器官移植的道德价值;从社会公平与正义出发,讨论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问题;探讨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器官移植伦理研究既客观反映社会对器官移植技术使用进行控制的要求,又为这门新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清除伦理障碍。     

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与对策

目前,伦理问题是制约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主要因素。笔者分析了不同来源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属性及其伦理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应当持有的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态度与对策。     

道家的生命伦理和干细胞研究的问题

生物技术改变着包括生与死在内的自然秩序。生物技术的发展起初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但今天它却对自然法则及人类自身构成了威胁。正如Jangja在其寓言《混乱之死》中所说的,为了人类的福祉所做的研究却让人类感到不安。基因操控和克隆人就是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代表性技术。利用受精未满十四天的胚胎进行实验,是因为这样的胚胎没有被当作人。但在道教看来,这样的胚胎已经是人,因此将卵细胞用于干细胞研究必须从伦理学角度进行检视。根据道教关于生命的自然主义观点,胚胎干细胞和人体干细胞研究都应被禁止,而不育及不治之症可通过道家的养生方法治愈。     

探析公共政府伦理治理要求

公共政府承担着最显著的公共责任,而这种责任的特点之一是其道德性,即公共政府行为选择中伦理动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政府的道德责任体现为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然公共政府在伦理治理要求中常遇到一些困境,这些困境的解决需要公共政府在公共政策、公共权力掌握人及公共政府整体道德性定位等层面上进行探索。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定位

人类胚胎干细胞伦理研究是生命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定位问题包括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核心问题。厘清这一问题是开展人类胚胎干细胞伦理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有助于研究者正确把握人类胚胎干细胞伦理研究的性质与方向,从而使这项科学研究更加符合人类价值诉求。     

论中国农业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纲常伦理

人类社会可以说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中国农业社会呈现出的等级统治特征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而作为社会治理伦理基础的纲常伦理,其型构要素则有待于进一步澄清。伦理精神的历史形态由人的存在境况决定。在农业社会,人的存在境况是神祇本原的神人同在,纲常伦理的宗旨是“为了神祇”。家族是培育纲常伦理的现实社会基础,通过“移孝作忠”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儒家学说是纲常伦理得以建构的政治哲学基础,核心要义是“三纲五常”。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人们需要审视纲常伦理的神祇本原、家族本位和纲常教义,以便重建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     

科技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由于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相关的法律、社会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涉及的社会角色增多,需要以新的方式解决,这带来了伦理治理的新思想.科技伦理治理的思想成熟于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思想和理论框架推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以科技伦理治理是对科学技术的全过程的治理为基础,阐述了科技伦理治理及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含义及特点,提出了一个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对未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转型期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途径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一特定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本文通过对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和原因加以分析,以探析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途径。     

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原则、生活叙事和伦理意蕴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的本质可被理解为社区基于社会特质来实现工具意义与价值意义双向契合的过程,而制度和人的治理悖论引出了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理念、治理方略和治理技术的拷问,凸显着社区价值内涵对于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围绕社区日常生活,价值原则、生活叙事和伦理意蕴构成了社区治理价值层面的内容框架。具体来说,社区治理结构演进中的价值形态和隐含的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社区治理的价值原则;以注意力分配为策略,立足生活意义和自我认同的生活叙事成为社区治理的价值叙事;而基于社区伦理的核心问题、价值目标和伦理基础的伦理意蕴则是社区治理的价值基础。三者共同构成了城市社区治理价值层面的内容,价值原则是生活叙事和伦理意蕴的前提,伦理意蕴是价值原则和生活叙事的基础,生活叙事则联结着价值原则和伦理意蕴,是其从抽象性迈向现实性的桥梁。     

国家治理的伦理之维

政治与伦理问题是两个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问题。伦理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国家治理概念,应该是具有伦理属性的。从伦理视角看,只有体现伦理属性、彰显德性的国家治理,才具有强劲生命力,具有扎实的合法性基础,才会国泰民安。伦理属性与国家治理的关联,“好与善”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中的目标价值、主体德性、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好”的价值目标内在的要求有“好”的德性与“好”的制度,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浅析社会治理的伦理目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单一中心背景下,以行政命令方式为主的直接控制,在复杂社会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上已经无法发挥出原有的作用。政府由直接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向以多元主体存在的社会治理转变,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向着实现社会治理的伦理目标,即“善治”迈进。因而,多元主体之间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展开互相依赖的合作,并自觉、主动地担负起各自应尽的责任。明确社会治理的伦理目标对多元主体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指导社会治理实践活动的展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建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饱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和全新的乡村政治生态预期,彰显出鲜明的政治道义追求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围绕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梳理建构相关政治伦理资源谱系,提炼建构其政治伦理体系,并在分析相关风险挑战的基础上设计建构其政治伦理优化方案,以期通过以上三重建构把乡村治理的权力运行制约在“善”的笼子里,进而促进中国特色乡村善治的完善与发展。     

论企业法人人格失范的伦理治理

法人"人格化"建设对于规范法人组织行为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关法人人格失范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和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先,对法人人格失范的动因和法人人格失范的概念做出界定,拓展法律意义上法人人格的涵义;其次,指出公司治理应加强企业法人"人格化"建设和规范法人的组织行为;最后,提出企业法人人格失范的伦理治理路径。     

佛教视角下的当代生命伦理问题探讨

随着当代生物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类不得不面对一些生命伦理问题,如道德、安乐死、克隆、基因改造等.基于佛教生命认识观和生命道德观,对这些当代生命问题可以从佛法伦理视角来探讨与解读.     

我国城市社区智慧治理伦理秩序构建的三维进路

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智慧治理充分彰显市域社区治理体系的活力和韧性智慧。社区智慧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和制度体系固然是其良性发展的最强动力,但也不能忽视技术理性过分张扬引发的诸多伦理问题。为此应对城市社区智慧治理进行必要的伦理审视,构建基于价值导向、主体行为和治理程序三个基本向度的社区智慧治理良性伦理秩序,其中价值导向是基础、主体行为是关键、治理程序是支撑。具体来说,要坚持以整体性治理思维为引领,树牢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塑造合格的社区治理行为主体;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治理之本,优化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程序伦理。     

知识产权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知识产权伦理失范现象频发引出知识产权伦理治理问题.从知识产权伦理治理的理论基石、组织设计、准则规范和制度安排出发,指出知识产权伦理治理具有内在性、指导性、时代性、动态性、地域性等特点,提出知识产权伦理治理主体应由管理主体、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构成,强调将知识产权伦理审查作为知识产权授权的前置程序,从而构建尊重行善、公正和谐的知识产权伦理治理规范准则;认为应明确知识产权伦理治理的主体构成,探索制定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伦理治理的基本准则规范、审查细则、问责机制及可操作性审查指标等,方能构建中国知识产权伦理治理体系.     

智能广告的技术伦理风险及其治理新探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广告中技术应用引发伦理风险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从技术伦理学视角来看,目前智能广告中主要存在两类伦理风险：一是基于多端数据挖掘产生的消费者隐私侵犯、信息价值侵害和创意知识产权侵犯,二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产生的广告运作壁垒、消费者阶层分化和消费异化。智能广告中技术伦理风险的治理应先从观念化价值、经验化价值以及技术化价值三个方面建立治理原则,再从智能广告的设计、测试、应用、复盘四个环节制定治理策略,即伦理嵌入、伦理评估、伦理调适和伦理确认,以期规避和约束智能广告中的技术伦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