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逐步建立起了以盈余为业绩指标的CFO薪酬激励机制.通过文章逐层递进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显著地区别反映了盈余中的非经常性损益和经常性损益,但是却未能有效地区别反映经常性损益中的应计项目和经营性现金流,存在类似"功能锁定"的现象.进一步细分研究样本后,我们发现由于盈余管理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对非经常性损益和经常性损益的不合理权重赋值,扭亏上市公司的CFO薪酬激励契约反而刺激了CFO进行盈余管理.根据研究我们认为,解决CFO薪酬激励契约对应计项目和经营性现金流的"功能锁定"现象,改进盈余管理上市公司CFO薪酬激励契约成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完善CFO薪酬激励机制的两个重要任务.     

非经常性损益对股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非经常性损益成为净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股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本文对我国A股市场2006-200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分类处理,分为盈利公司和亏损公司,并对两者的混合样本、盈利公司样本和亏损公司样本分别进行了关于非经常性损益对股价影响的实证研究.这种方法与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所采用的只对总体样本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盈利公司还是亏损公司,每股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的关系不显著;(2)盈利公司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显著相关,但在亏损公司中此特点不显著;(3)时盈利公司而言,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的相关性比非经常性损益更具有价值相关性;对亏损公司而言,每股非经常性损益比经常性损益更具有价值相关性.     

基于微观结构视角的非经常性损益噪音研究

以证监会对非经常性损益的修订为事件,选择深市2004年度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价误差方法以及加入虚拟变量的日内收益和隔夜收益的回归分析方法,并将非经常性损益区分为非经常性收益和非经常性损失后分组进行分析,从市场微观结构角度对非经常性收益和损失的信息噪音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事件日后的非经常性损失定价误差明显降低,其信息噪音降低,而非经常性收益只有最大值组的定价误差明显降低。日间收益和隔夜收益的回归结果表明,由于非经常性收益和损失造成暂时偏离价值的价格会迅速得到修正,非经常性收益和损失的信息噪音降低。证监会对非经常性损益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信息噪音,政策实施后具有一定的效果。     

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动机各异:亏损公司主要是为了实现扭亏和避免亏损等,高盈利公司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实证结果还表明,非经常性损益确实对上市公司扭亏乃至后续年度是否继续亏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将非经常性损益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项独立内容纳入利润表,并进行具体、透明的表外披露;同时,也建议在监管政策实施中全面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关于非经常性损益相关问题的探讨

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业绩形象都会被"非经常性损益"所影响。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非经常性损益应如何判断?本文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引出"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清晰阐述"非经常性损益"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在财务对标过程中应关注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对标的指标选择提出建议,并给予国资委考核指标相关建议以保持各种考核口径的一致性。     

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寻找微利、亏损和扭亏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微利公司和扭亏公司主要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而亏损公司则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调减利润。其中,处置长期资产收益、补贴收入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是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本文同时提出了遏制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并为最新的资产减值会计准则提供了证据支持。     

三因素模型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Fama等的因素模型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更好地描述了股票收益率横截面数据的变动.采用深市的股票数据(1996-01～2003-12)对Fama等的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进行了检验.证明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是成立的,而且对三因素模型回归系数的稳定性和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上是否有"新年效应"现象,得到我国证券市场的低账面市场价值比公司(除小规模公司)具有"一月效应",m/M组合具有"二月效应".研究结果为投资组合选择、预测、决策及其业绩评价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分类操纵——来自业绩型股权激励“踩线”达标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型股权激励实践,研究公司是否对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分类操纵。本文发现,近20%的观测(公司方案—年)在待权期内年度业绩考核时"踩线"达标行权业绩条件;而这些"踩线"达标公司的异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营业外支出正相关性更强;当审计师专业能力较弱或独立性更低时,抑或管理层现金报酬更低时,分类操纵行为更为明显。本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公司更可能在首个业绩考核年度中使用损益分类操纵,而在后续的业绩考核年度中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意味着管理层在股权激励多期考核情境下对3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收益做出了综合考量。总体上,本文的发现意味着,股权激励"踩线"达标公司通过将经常性费用藏匿于营业外支出(尤其是识别难度更大的其他营业外支出)的方式对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了分类操纵。     

非经常性损益、监管制度化与ST公司摘帽的市场反应

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某些重要市场交易活动中(如再融资、撤销特别处理),监管者对盈余构成中的非经常性利得经历了一个从没有限制到做出限制的制度化过程。以往研究发现,监管标准的制度化对特定信息使用人(公司和监管者)的行为具有积极的约束作用。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监管制度化对更广泛的信息使用人是否具有重要性。利用1999～2004年间中国证券市场ST公司摘帽的实验环境,我们发现,制度化之前(1999～2001年间),ST公司在年报公布日报告的非经常性利得幅度越大,市场的负面反应越大;而在摘帽宣告日,非经常性利得幅度越大的ST公司伴随的市场正向反应越大,这意味着市场原本理性的预期受到了不完备监管的扰动。与制度化之前相比,制度化之后(2002～2004年间),市场在ST公司年报公布日和摘帽宣告日对非经常性利得的反应均显著减弱,意味着制度化之前的监管不完备对市场造成的扰动得以缓解,因此对更广泛的信息使用人具有积极意义。     

权证定价中B-S模型与CSR模型的比较

权证定价模型种类繁多,本文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B-S模型与CSR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意在对中国内地权证市场的最优定价模型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沪、深两市在市交易的15只权证为样本,通过分析比较上述两种权证定价模型的实际表现,最后得出:在中国内地权证市场,B-S模型有着更优的市场表现;同时我国权证市场价格高估现象比较明显,投机现象较为严重。最后,本文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利用"再售期权理论"对此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