掇其精粹 订补申说--《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左传会笺》为20世纪初《左传》注释的重要著作。《春秋左传注》晚出,能海纳百川,富采旧注,择撢群籍,遂有驾旧轶往之势,在《左传》训释诸书之中,最为称首。作为往籍旧说,以《左传会笺》之重,自然纳入《春秋左传注》参考权揆之范畴。对比分析两书,可以看到《春秋左传注》受到了《左传会笺》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基本接受、约取其意、取其精粹、作以申发等几个方面。这种对比分析,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和特征提供了一种途径。     

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

《左传》是中国最早且又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左传》于战国时期一经写定,即在三晋一带流传。汉唐学者对《左传》的训诂与疏解、宋代学者对《左传》怀疑批判与解释方法的创新、元明时期《左传》研究的迟滞与徘徊不前、清代前期学术界对《左传》集大成的整理研究、晚清时期《左传》研究中义理之学重新崛起,呈现出经学传统下《左传》学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但《左传》的学术价值在不断的学术探讨中被重新发现并日渐受到重视,《左传》研究水平在学术批判继承中不断提高。     

论马融《古文论语训说》的学术价值

马融《古文论语训说》是东汉《古论语》的重要注本。该书审慎的史事考补，精当的字词及名物训释，思虑缜密的文意绎解，以经解经的鲜明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援道入儒的学术趋向，则可谓六朝学者以玄言解经的先声。     

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及其文学经典化——以民国时期为例

民国时期,不同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对《左传》性质、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上,它们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一方面,它们对《左传》性质的书写,勾勒出民国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另一方面,它们对《左传》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初创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对《左传》研究的激活与促进,也生动还原了民国时期文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此外,教科书作为传播、普及知识的重要工具,它们对《左传》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的正面书写,是20世纪《左传》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使《左传》位列中国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人心.     

《史记·本纪》述《左传》辨疑

清季以来，论者对《史记》征述《左传》的情况多有怀疑，特别是对《史记》本纪部分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诸篇尤多诘难。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对《史记》、《左传》及二者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五帝本纪》叙说举十六族、去四凶事乃径袭《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崔适则谓此节非司马迁所述，而乃后人窜入，并举“乖异者”五条以证其说。言似有据，而实诬谬。此节与司马迁属意之五帝序列相抵牾。《夏本纪》叙说刘累豢龙事本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纪》载事多参稽《左传》。《秦本纪》记穆公事多本于《国语》，而《左传》载秦穆公事迹亦详，故司马迁颇参用之。     

雅正考

《诗大序》云:“风,风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释名·释言语》:“颂,容也。”颂,古亦从容,颂容多通假。可见,《诗大序》对风颂的解释是以形音为根据的。而雅则不然,“雅者,正也。”雅与正在形音上并无联系,那么,雅之何以训正,能否训正,就只能另找出路了。就此,下面谈三点意见。     

论声训的定义及范围

声训是训诂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作为一种训诂方法,是任何谈训诂的人所必须涉及的。然而对此各家说法不一,有褒有贬。其代表性观点有: 陆宗达《训诂简论》:所谓“声训”,就是从声音线索推求语源的方法。(该书111页)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用音近义通的词来作解释,以达到探索词义来源的目的,叫声训。声训应当是用同根词作训释词,但汉代的某些声训往往选用一些偶然同     

韦昭《国语》解对《春秋》经传的征引

韦昭《国语》解大量征引《左传》的内容,其作用在于交代《国语》所载史实之背景、补足历史事件的因果以及通过对比两者的文字达到疏通文义的目的,便于读者更为全面地掌握《国语》正文。此外韦昭也通过征引《左传》为《国语》作解,来达到考辨史实细节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征引拉近了《国语》与《春秋》经传的关系,提升了《国语》的史学地位。     

唐传奇《玄怪录》《续玄怪录》释词

《玄怪录》和《续玄怪录》是唐传奇中两部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保存了较多的近代汉语俗语词。训释好其中的词语对汉语词汇史研究者和辞书编纂者将大有裨益。     

从赵岐注《孟》思想动因看《孟子章句》训释特点

赵岐是汉代注《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历代注《孟》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其作《孟子章句》有表层和深层两个方面的思想动因,由此导致了《孟子章句》的训释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本文试结合《孟子章句》本书、《后汉书》赵岐本传及汉代大的时代背景等内容对此进行分析,也应合了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     

《左传》"其失也巫"辨析

《左传》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梦境、卜筮、天道、灾异之事,晋代范宁据此批评"其失也巫",实际上这是对《左传》的一种误读。《左传》是对春秋历史的客观真实的记录,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周易》释贞

《周易》中的“贞”字,最初学者依据《易传》和《尔雅》把其释为“正”或“定”。近代以来,随着对殷墟甲骨的考证研究,有学者认为《周易》和殷墟卜辞一样,都是卜筮的产物,并根据《说文》把“贞”训为“卜问”。但通过对殷墟卜辞命辞语气的考察发现,“贞”训为“卜问”解释不通,而释为“正”或“定”是正确的。     

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特征

本文以《左传》、《战国策》、《史记》三部著作为主要依据,来探讨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某些共同特征。概而言之,其共同特征是:美恶并举,褒贬分明;冶文史于一炉,酌奇而不失其真。(一)秉笔直书,美恶并举,被奉为历史家的史德,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褒善贬恶,在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中就出现。但比较隐晦,《左传·成公十四年》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刘勰也认为,     

《左传》尚奇描写的巫官文化阐释

尚奇是《左传》叙事的思想基础之一。在文本传承意义上,《左传》的尚奇叙事具有明显的不自觉性,从其大量的神鬼、卜筮记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巫官文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左传》尚奇在释经的前提下,很多又是为了表达作者某种意图,有些甚至达到近乎牵强的程度。《左传》的尚奇所包含的主观成分,是为尚礼的表述提供平台的,这是对巫官文化的重要发展。     

《左传》姓氏相关问题的探索

《左传》姓氏相关问题的探索严军《左传》记载的姓氏材料，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对于考察中国姓氏之来源、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以《左传》姓氏材料与历代姓氏书比勘，可以纠正不少千百年来以误传误的姓氏问题，即令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古...     

《左传》婚恋叙事与春秋文化精神

《左传》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春秋信史,但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却使女性与婚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社会变革中的礼法规定与自身不可磨灭的人性诉求,《左传》婚恋中的女性有着"守礼"与"非礼"的双重表现,某些非礼性关系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家国之乱。《左传》婚恋叙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春秋文化从"天命"转向"人道"的精神轨迹。     

《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版误校一则

中华书局1983年6月出版的由贺次君先生点校的《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怀州＂修武县＂条目下有以下记载：左传曰＂晋阳处父聘于卫,过宁＂。按照贺次君先生的点校来理解：晋阳人处父去卫国聘问,路过宁这个地方。但从《左传》的记载看,贺次君先生的点校应有误。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晋殽之战之后：文赢请三帅,…（晋襄）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左传译注》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330页。下同。）     

论吕大临易学思想及关学与洛学之关系(下)

四、《易章句》的儒理思想及其与张程关洛之异同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易章句》所蕴涵的儒理思想,才能真正看出它同张载《易说》之“大义所在”究竟有何相同。如果说,从吕大临的释《易》方法中,已见其作《易章句》之用心是沿袭张载《易说》力辟释老、复兴儒学的“原儒”思路,要把恢复儒学本义作     

说诗千家语 管锥透纸背——《管锥编·毛诗正义》学习札记

敏泽先生在《〈管锥编论文集〉序》中说:“如果说钱钟书先生以往著作的渊博和精深早己为世人所惊羡和折服的话,那么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今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的问世,就更加使人神往目炫,叹为观止了。”《管锥编》是钱先生毕生治学的集大成之作,     

《春秋》中的“伯姬之死”及其思想图景——以三传辨析为中心

在纷繁复杂的《春秋》人物群像中,“伯姬之死”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照亮了历史的舞台。而在《公羊传》《穀梁传》《左传》风格迥异的解读中,这一事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思想图景：《公羊传》以伯姬“尊礼”为中心,构筑了一个道德化的礼制世界;《穀梁传》从伦理教化的角度,强调了伯姬谨守礼教的“贞妇”形象;《左传》则通过礼之对象的不同,探讨了伯姬因事从宜的可能。这些不同的思想图景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三《传》之间的理论张力,而体现于思想图景中的不同立意旨趣则为我们理解《春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