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与义南渡后诗歌的意象营造

善于营造意象是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主要是"秋"、"暮"两个意象,表达诗人对时局战乱和社会衰败的感伤,另一类主要是"白发"、"拐杖"、"孤鸟",体现了诗人饱经战乱漂泊艰辛后苍老衰败的心态.这些意象总体呈现出一种苍老衰败、冷寂孤独格调,也折射出时代动乱与衰败的影子,使得陈与义南渡诗歌呈现出凄凉苍楚的艺术风貌,体现了诗人在战乱漂泊中独特的生活感受和创作取向.     

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与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发生

三十年代围绕<现代>杂志而形成的,以戴望舒为领袖和代表的"现代"诗派的诗歌创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划分为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风;以施蛰存为代表的"意象诗"派诗风;以徐迟、路易士、陈江帆等为代表的以现代都市生活为题材,趋于"知性化"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等诗派有关的诗风三大块.其中的第三种诗风素为理论界所有意无意忽视.它表征了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发生.中国现代都市诗拓展了中国新诗一个新颖广阔的题材表现领域,弥补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没有都会诗人"的缺憾,它与"新感觉派"小说一道,加快了"城市文学"追赶"乡土文学"的脚步,并对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灵的救赎看穆旦和丘特切夫的诗歌创作

穆旦晚年对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甚为钟爱,编译<丘特切夫诗选>,并在"译后记"中对其生平、思想和创作特点作了颇为系统的介绍.两人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们执著的诗心.他们的抒写在回归童年(故乡)时都有来路已逝、去路已断之感,并在望乡、祈归的姿态写作中又都寻求灵的拯救.不过,穆旦在救赎中走向人民,有着更多的时代投影;而丘氏却倾向于构筑诗艺的"人工的天堂".     

西部诗歌创作的新变——沈苇、杨梓诗歌阅读印象

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部"新边塞诗群"以其强劲的冲力雄起于新时期诗坛,其豪放激越、粗犷强悍的"新边塞"诗风给新时期诗坛灌注了一种全新的活力,也引领了人们热烈的目光.一时间,周涛、杨牧、昌耀、章德益等诗人的名字频频醒目于不少文学报刊,一度领尽风骚.但当"新边塞诗群"画上它辉煌的句号,西部似乎又复原了它往昔的沉寂.还好,这种沉寂不算太久!继起的西部第三代诗人(这里的所谓西部第三代诗人并非一个诗歌流派和诗歌群落的概念,而是一种代际指称.是对继"新边塞派"之后,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西部诗歌创作新人的总括)复又打破了这种沉寂.沈苇、杨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有代表性的诗人.     

诗歌叙事学视域下的丁尼生作品解读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丁尼生在诗歌创作上具有显著特征。本文紧扣叙事学原理,对其诗歌作品的叙事模式、叙事技巧、叙事节奏及空间标识等进行深入的理论阐述和文本分析,归纳其诗歌叙事的一般模式和常用技巧,进而探索诗人在信仰危机时代的内心变化。     

情与貌 略相同——斯奈德与寒山的比较研究

寒山,中国唐代著名隐逸诗人;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生态诗人。20世纪50年代,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出版后,影响极大,为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斯奈德在生活方式、诗歌创作理念、艺术手法乃至精神境界等诸多方面与寒山不谋而合,或者可以说是寒山的忠实追随者,但二者毕竟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因而也必然在隐逸观、人生观等方面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进而表露出不同的人生追求。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个体经验表达——20世纪50年代洛夫诗歌的写作意识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文学与政治之间处在一种既紧张又互相促进的关系中.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文艺问题的重视带有某种总结历史教训,并致力于为现实政治任务服务的特点,积极倡导"反共文学";另一方面,受到当局鼓舞而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学期刊,却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外孕育滋生出"另类"的声音,并最终促成了台湾文坛波澜壮阔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具有决定意义地奠定了当代台湾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洛夫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军人身份与战场上炮火的洗礼使他对生命的意味有很多充满悖论性的体验,他的诗作表达出对生存与限制等哲学命题的感悟,这种文学意识在其1960年代以后的诗作中得到更加张扬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以往讨论较多的是其60年代以后的创作情况,而忽略了作为艺术准备期的50年代的作品.以洛夫在1950年代的诗歌创作为讨论对象,尝试探讨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如何呈现并引领了时代风气,并逐渐塑造了诗人的美学风格与文学意识等问题.     

唐人诗歌艺术探胜

本文具体论述了唐人诗歌创作中两种艺术表现方法:“倒装之法”是一个新颖的表现角度,体现了诗人巧于构思的艺术匠心。“对面落笔”是诗人通过幻想创造意境的一种艺术手段,是诗人审美联想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清代陇右诗人王权诗歌创作管窥

清代陇右诗才辈出,诗歌创作成就突出,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诗歌创作风貌。在众多陇右诗人中,王权是其中较为杰出的诗人。王权提出了自己的诗学观点,诗歌创作内容丰富,风格鲜明,成就突出,影响极大,其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新青年》“新诗歌”专辑研究

基于东北沦陷前期诗歌生产的颓势,《新青年》诗歌编辑于1938年刊出"新诗特辑",初显了其为振兴东北诗坛做出的努力,可称为"新诗歌"专辑的前征象。《新青年》附刊"新诗歌"专辑的出版,是东北沦陷区期刊诗歌编辑挽救新诗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东北现代诗歌历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研究价值。"新诗歌"专辑显示了以知名诗人金音领衔的阵容可观的诗人群体,诗作呈现出以个体生命的体验表达对社会、人生、理想的认知和贴近现实的书写与抒情等特征,显示出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影响,诗人对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创作格调的双重选择与探索。     

试论昌耀早期的诗歌创作

昌耀是“一个 1 7岁便以纯正与诗结缘的人”。他的诗歌创作始于 2 0世纪 5 0年代初 ,但他受到评论界的关注是在 80年代。评论界关注比较多的也是他复出后的作品。然而 ,昌耀早期的作品与他复出后的作品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诗人在早期创作中以自然为主要题材 ,表达了他雄奇壮美的、质感坚硬的、粗朴自然的美学思想。     

惠特曼之吟游诗人观与隐喻化概念

吟游诗人观可谓是惠特曼之诗歌创作之根基及精髓，这一观念对文学作品的构思与写作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及现实指导意义。吟游诗人观之具体体现涵盖着隐喻化概念，两者息息相关，交融相承，构成了文学作品创作之完美篇章。本文将对其吟游诗人观之基本概念、对文学作品创作的重要性、与隐喻化概念的关系等进行简要的阐述及探讨，旨在点明惠特曼是自由、民主、大自然以及普通生活的热爱者及其歌手，让读者了解其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丰富思想、文化、时代内涵，达到让读者拓展自己内在的文化心理空间以及提高对生活及文学作品美之欣赏之目的。     

"温李新声"与新诗旧梦——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晚唐诗歌之关系

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歌独树一帜,被称为"温李新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群体用全新的审美视角与价值尺度,将"温李"一派精致绮丽的风格、朦胧迷离的意境、感伤缠绵的情调与西方的诗学理论相结合,开掘出新诗的艺术特质.可以说"温李新声"唤醒了新诗的旧梦,同时现代诗派也用现代的眼光照亮了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歌.     

李白与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特点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中英两国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李白和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特点,具体阐述了两位诗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异同,探讨了他们的诗歌创作观和表现艺术,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两位伟大诗人的精神风貌及诗歌特色。     

日常生活的智性言说——新世纪女性主义诗歌管窥

新世纪女性主义诗歌创作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发展态势。诗人们告别了80年代以来单一自白型的情感宣泄,转而以更为理性、智性的话语方式重新寻求新的突破口。具体表现为诗作同现实民生、日常生活联系得更为紧密,文体互渗丰富了诗歌表现生活的容量和能力,新意象的攫取与提炼标志着女性主义诗歌抵达了新的美学高度。     

"安史之乱"中的京都诗歌创作

长安与洛阳是唐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在唐诗发展史上处于中心地位."安史之乱"中,两京仍是诗人停留和关注的中心地带之一,他们的创作成为这一区域文化构成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两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一是沦陷时期的诗歌创作;一是收复时期的诗歌创作.这两个阶段的诗歌构成了"安史之乱"中京都诗歌的艺术风貌.     

姚元之诗论

姚元之是清嘉、道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尝获“锜中风雅眉目”之美誉，今尚有《使沈草》、《廌青集》等诗集传世。姚元之善于以自身经历为基础进行诗歌创作，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较高的现实认知价值，这主要从民俗学价值和现实针砭意义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姚元之的诗歌创作能将诗情与画意熔铸于一炉，体现出简淡写意的艺术特征。     

略论杜甫对吴宓为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

略论杜甫对吴宓为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高益荣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的思想与诗歌艺术．其渊源师承来自于多方面。就其诗歌创作．受中国诗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杜甫。在他的身上和他的诗歌里，都明显地带有从杜甫那里吸收来的营养。他们两人都给中华文化留...     

诗界人杰的塑形——读刘珂《牛汉评传》

诗界人杰的塑形———读刘珂《牛汉评传》李培坤戴丽英诗人牛汉，是“七月诗派”的一员骁将。《牛汉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活的牛汉诗情录。它以其诗歌创作为基线，以诗作包孕的艺术人格为核心，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相应的心态，旁及同时代、同题材、...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体现了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和追求。在20世纪20年代,其国家观倾向于以个人为目的,以国家为工具。30年代后,随着国家危机的加深,他们的认识发生了逆转,最终走向了"国家至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