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与西藏问题

岳钟琪(1685-1754年)亘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央处理与西藏地方及川青甘藏族地区的问题上,均起了重要作用,实为研究清代边疆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现以原始档案为基础,探讨岳钟琪在雍正时川陕总督任上关于西藏问题的见解建议,并藉此略见雍正三年至七年间(1725-1729年)清中央筹划确立治藏方针之轨迹.     

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

公元13世纪,西藏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公元17～18世纪,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掌权时期,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全面行使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力.西藏地方事实上是一个行省.西藏地方政府完全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本文试图就清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进行探索,总结一些历史经验教训,并通过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地方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清朝中央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驻藏大臣总理西藏事务,是     

御制惠远庙碑文校注——兼说七世达赖喇嘛移居惠远寺

清雍正帝即位后,侵扰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虽被驱逐,但并未被彻底摧毁,仍不时窥伺西藏;青海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蒙古和硕特部也相继爆发反清事件。康熙末年,清中央为防止准噶尔军再度入侵西藏,曾于西藏留兵驻防;雍正帝时,为了减轻国家对西藏的供应负担,而将驻藏官兵尽行撤回,随之发生了1727年西藏农奴主争权夺利的斗争。一时社会混乱,政局不稳,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雍正帝从布达拉宫移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于惠远寺,这是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倾心内向的活佛,曾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并戳破了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苦心经营的“道德”形象,但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轻慢的。当１９４２年“外交局”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沈宗濂作为蒋介石属意的官员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积极投身藏事,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西藏地方发生了若干事件,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对此,沈宗濂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沈宗濂态度转变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治藏政策。     

1727-172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

本文以清代档案为基础 ,探讨 172 7— 172 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治藏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指明当时西藏内部的治乱与清 -准噶尔蒙古双方和战全局息息相关 ,雍正帝一直认为西南一隅的西藏问题如处理不妥 ,西方北方蒙古诸部则疑贰不附 ,卫藏虽远在边陲 ,实际上是“社稷生民忧戚所系” ,因而秉承其父康熙帝的遗志 ,继续执行积极的治藏路线     

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

固始汗(1582—1655)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首领。自他1642年率军入藏夺得了西藏地方政权,到1717年其孙拉藏汗被杀,他们子孙四代统治西藏地方达75年之久。这一时期,在清朝中央政权统治之下,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基本上是和平发展时期。西藏地区虽然曾发生过藏、蒙统治者间权力之争,第巴桑结嘉措被杀和准噶尔蒙古扰藏事件等,但总的来说,基本上仍然还是和平发展时期。这些都与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的统治不无关系。本文试就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情况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固始汗“南下西进”的起因     

全面推进依法治藏:民主改革60年西藏地方立法进程与成就

民主改革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逐步确立完善,西藏地方立法也经历了从民主改革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4个时期的规范有序发展。西藏通过加强地方立法,逐步建立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主体的西藏地方性自治法规体系,努力实现中央依法治藏和西藏依法自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藏、进一步落实中央治藏方略提供了根本性制度保障和法制保障。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的档案文献及史料价值

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有计划地全面实施,是稳藏治藏,确保川藏大道畅通及地区稳定的重大战略措施,既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其影响极其深远。雍正二年年羹尧在“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前所上奏折、雍正三年雍正皇帝所颁藏文谕旨与雍正三年十二月云南提督郝玉麟会勘奏折及雍正皇帝朱批等档案文献,《清实录》《清史稿》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等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均未载。在康熙末年至雍正三年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进展研究、行政分界中对格鲁派集团采取的措施与注意听取云南方面意见的相关研究及年羹尧在川、滇、藏行政分界中的历史作用研究中,这些档案文献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     

明朝前期中央治藏措施述略

西藏地方从有历史记载 ,特别是吐蕃王朝建立以来 ,与内地之间往来关系相当密切。 12 47年 ,蒙古汗国阔端王与萨迦派萨班“凉州会谈”后 ,西藏地方正式归入元朝版图 ,中央王朝开始经略西藏。明朝建立后 ,就接替元王朝 ,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治理西藏的措施是对元朝治理措施的继承、变易与发展 ,其基本政策是在明初确立起来的。这些政策除对西藏外 ,对其他藏族地区同样适用。如洪武朝在藏地① 设卫建制 ,永乐朝定封王纳贡制 ,两朝先后建立与完善茶马互市制 ,为有明一代的治藏措施奠定了基调 ,几未更移。本文试谈这些问题 ,以就教于方家…     

清政府处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权威机构 驻藏大臣衙门旧址管见

<正>在拉萨繁华的八廓街东北侧、冲赛康市场南面，有一座三层楼房的藏式院落，被称为“冲赛康”，这便是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的旧址。大门上方挂有一块匾额，上书藏、汉双语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清朝建立以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命令马喇、     

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阐明了柔然的族源、历史活动和其佛教信仰情况。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藏族地区刑事冲突解决中的特殊意义

从刑事法价值的时代内涵、刑事法的法律特性以及刑事法基本原则来看,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法的基本理念不矛盾。从我国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阶段,我国藏族社会属于机械社会,而且藏族习惯法具有宗教性,这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因而,在我国藏族地区建立恢复性司法,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整合藏族习惯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Renationalisation of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 Singapore

As globalis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our everyday lives, one readily visible phenomenon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outside the borders of nation states. This influx of migrants inevitably makes societies more complicated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a ‘multi-racial’ or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no longer the monopoly of migrant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This spread of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achieved racial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als, and needless to say between host society and migrants) without hierarchies. In the face of a constant flow of migrants,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host societies need to control migrants, to ensure that migrants will co-exist with the host society as the host society wishes. Hierarchy and difference need to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st society to control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ingapore society draws a border between itself and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this purpose, it examines both everyday discourses of Singaporean employers about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Singapor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to teach such workers to become ‘good Muslims'.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与环境保全并存的生业的可能性: 水满村的事例

生活在海南岛水满村的黎族的传统生业主要由水田农耕、火田农耕(陆稻、根茎类作物以及其他作物)、野生植物采集和野生动物狩猎构成.在村周围覆盖着大面积的草地,这种人工环境是定期焚烧的结果.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这样的生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焚烧被禁止,水田农耕也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人们也强化了水田可使用野生植物的利用.这样生业变化导致了村落周围二次植被的恢复,也改善了村民们日常饮食的营养摄入.从环境学或营养学上说,当今的水满村的农业生产也许是合理的生业.尽管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生业的可持续性,但是这种生业还是可能成为未来亚洲各国农业的模范.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 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原内地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     

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