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

西汉武帝时期,乌桓开始降附汉政府.汉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其加强管理并使其协助汉政府守边.在东汉初年,众多乌桓族人逐渐开始向化并不断归降汉政府,于是东汉政府便将其迁居于塞内缘边诸郡予以军政管辖.自乌桓降附之后,东汉政府对乌桓民族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军政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其管理,而整个汉代政府对降附乌桓所采取的军政管理实质上属于边疆社会治安管理.     

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

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莫任南《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和帝时，汉击破北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同传还提到曹操大败乌桓，“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匈奴和乌桓的“落”指什么而言？马长寿在《...     

早期东部鲜卑觅踪

一、早期东部鲜卑:“鲜卑”和“屠何” 所谓东部鲜卑,实际是汉魏以后的概念,相对于北出的拓跋鲜卑,确指活动于辽河流域的慕容、段部等鲜卑部族。东部鲜卑与中原社会的频繁接触始于东汉初年。“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即是这种接触     

东胡系民族的族缘关系

早在战国时代东胡人即已相当活跃。后为匈奴单于冒顿(公元前209—174年)所破,余类被迫离开蒙古草原,一支保乌桓山,一支保鲜卑山,故以为号。乌桓臣伏匈奴约百年,岁输牛马羊皮(见《后汉书·卷九十》)。直至公元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动静(同上)。以乌桓为代表的操蒙古语的东胡人又重新出现在靠近中国的故地。 鲜卑人的命运则稍有不同。他们出现在今蒙古境内和中国边境地区,并不是通过暴力途径,而是采取逐渐自然迁徙的办法。自从在鲜卑山定居以后,鲜卑一直与乌桓为邻,很少与中国交往(见《后汉书·卷九十》)。可见,鲜卑人当时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地区。后来,鲜卑人逐渐南移,并在光武帝统治时期(公     

试论护羌校尉制度性质的变化

护羌校尉是西汉武帝时期设置的管理西先事务的秩比二千石的官职.这一官职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朗,前后存在了600余年,在找国少数民族管理制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护羌校尉制度的性质,在这600余年间却随着时代的变化、羌族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大致经历了西汉及东汉初期、东汉中后期、东汉末至南北朝这三个时期。制度的性质由开始的羁康为主,经中期以剿抚为主,发展到后期变成一种虚衔。在西汉的势力伸入河西地区以前,羌族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甘南及新疆等地区,所谓“河关之西南先地是也。滨于赐友,至乎河首,地千里。”“南接蜀…     

东夷校尉考述

东夷校尉，也称护东夷校尉，是我国历史上从魏晋至唐前期各王朝设立的管理东北边疆民族的专职机构，它的设立对于各王朝加强对东北边疆民族的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关于东夷校尉的记载较少，而且散见于诸多史书之中，导致目前有关东夷校尉的研究很少，多是一些概要的介绍，难以给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这一时期东北民族关系史的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就东夷校尉的有关情况作简要考述，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二、东夷校尉的设置关于东夷校尉的最初设置时间，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曹魏…     

关于东胡族的几点看法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材料分析探讨历史上的东胡族。从分析结果看,东胡族从商至战国时期就已存在,而且主要活动在商周的正北方和燕、赵的东北方。其经济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游猎、山林采集和农耕。东胡族在战国时期政权强盛,至西汉初年被匈奴击败,余部退聚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了后来的乌桓与鲜卑族,从此东胡之名也从历史上消失。     

论古代"辽泽"的地理分界线作用

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消亡的下辽河平原"辽泽",因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了东北南部的历史进程.从辽泽地区在原始时代是不同新石器文化的地理界限,商周时期是东胡和氵岁貊族群的地理界限,西汉末年以来是乌桓、公孙氏政权、鲜卑、高句丽、渤海以及明朝时的蒙古族等与各中央王朝的地理界限.     

东汉王朝护羌校尉考述

东汉王朝护羌校尉考述李大龙东汉王朝和西羌的关系是东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其因在于东汉一代西羌屡平屡叛，不断掀起反抗东汉王朝统治的斗争，并对东汉王朝经营西域产生了消极影响。学术界对此也颇为重视，论著多有论及，但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东汉王朝护羌校尉，尤...     

乌桓、鲜卑的习俗

前汉以来乌桓族与汉人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关于乌桓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社会组织等情况,当时的汉人已有了相当深入的观察,因此,现在据记载的内容,还是容易推测的。晋陈寿的《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总序中说:“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云。”说明陈寿所记乌桓鲜卑的史实,不外乎晋以前几种汉史的内容。     

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

北魏初年,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关系紧张.北魏孝文帝为缓解民族矛盾,缓和民族关系,巩固北魏统治,对民族关系进行了调整.使鲜卑汉化,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使鲜卑汉化,有利于民族融合和南北的统一,但也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

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元朝在藏区设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一,治所在河州。对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学术界至今尚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实际上是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如总管府以及总管府下辖的各州、县,这一系统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二是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如元帅府等;三是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等。四是招讨使司系统。二、三、四系统均以军事管理为主。五是管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宗教机构,但这一系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中。一些论著中之所以未能理清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理体系,其原因就在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两大系统都兼有一定的军政管理职能,也都管辖着相应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只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都元帅府则偏重于军事防务。     

"女直水达达"释名

元代“女直”和“女真”之称为同一所指,“女直”之称当是对辽代叫法的沿袭。元代文献中出现的“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直”皆是指女真中的水达达部。水达达之称源于金代的兀的改,但元代水达达所指并不能等同于金代的兀的改。水达达不能包括兀者、乞列迷、吉列迷等部族。     

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所谓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是指从唐末以来兴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奚、突厥、回鹘、吐谷浑、鞑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集团。这一集团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据政权和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以及北汉小朝廷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本文对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组成成分进行了考察。     

唐代东北原始部落形式的羁縻府州朝贡述论

唐王朝在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居于极东北边地的黑水靺鞨人和西北的室韦人中设立羁縻府州,他们以原始部落的形式与唐廷发生着朝贡关系,并且随着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统治力量的变化,其朝贡频率也随之变化。总体来看,室韦诸部在羁縻府州的形式下与唐王朝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贡关系,满足了自己特定的经济、政治目的。同时,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也随之得到强化。     

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兼谈改革对民族融合规律的启示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孝文帝欲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汉民族早日融为一体。客观地讲,孝文帝改革对北魏历史、对鲜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将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但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汉化”的特点,鲜、汉民族融合进程中呈现出“捏合”的特征,这不仅不符合民族融合的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

中国境内匈奴与中原地区之间,随经济军事及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人口也在不断流动。汉初、匈奴冒顿时期、西汉末年还形成过几次人口自南而北的流动高潮,虽障卡刑法仍不能阻挡。人们总是朝更好的经济条件更宽松的社会环境移动。     

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在辽朝统治者对中原先进儒家文化的认同、大量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大量收求中原图籍,以及汉人与契丹等游牧民族杂居等因素的影响下,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设置了国子监、国子学、上京学、府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在辽代上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文臣儒士。但是,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并不十分普及,呈现出地区间不平衡的态势。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能够大规模地、系统地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教育,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河套地区的天主教与移民社会

清末,罗马教廷正式指定中国长城以北蒙古地区为比利时、荷兰两国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教务一直由圣母圣心会管理。在这段历史中圣母圣心会对于河套地区的水利建设、文化教育以及当地移民社会的形成曾有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就圣母圣心会在河套地区的传播和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试论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关系

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关系 ,在元朝与四大汗国交往中具有特殊性。和战并存是主要特点。在不同历史时期 ,因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政治角色的变化 ,他们与元朝的关系也有明显区别。最终 ,窝阔台汗国灭亡 ,察合台汗国与元朝分别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