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

1936.12.12西安事变:扭转时局这一天,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张学良曾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可以看成两人在对日对共政策上的较量,是"攘外后安内"政策与"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博弈.张学良认为先"攘外"后"安内",主张"息内战,御外辱"、"息内争,求和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这种主张可视为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反驳.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失败后,意识到解国难须另觅新路.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形成时,蒋介石继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自此,两人的博弈拉开帷幕,而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一种正面反抗.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

共产国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角色,其政治行为及政治态度对中国各方政治力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提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共产国际对事变影响的新观点.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中共是独立地而非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这一论题.本文认为事变中国民党中蒋介石派从共产国际处的获益良多;而张学良则是在对共产国际的巨大失望中为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为苏联的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牺牲.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杨虎城将军的欧美之行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惊险的手段,捉蒋放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全人民抗日怒潮压力下,被迫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核心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阐明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的发展与变化;着重分析了张学良从执行不抵抗政策到逼蒋抗日和联共抗日的爱国行为与举措;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对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意义。     

试探“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并不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而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从而导致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两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也就十分的相似.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