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历史学会讨论农民战争问题

十月十四日,广东历史学会召开讨论会,就农民战争的若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关于“让步政策”问题.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否认封建统治阶级曾经对劳动人民作过让步。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让步的存在。问题在于必须看到,这是统治阶级软硬的两手,而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慈.也有的同志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让步政策”.农民起义失败后,农民夺得的土地丧失了,负担更重了。这是统治阶级的反攻例算,而不是让步。还有的同志认为,农民在起义中杀死地主,夺得土地。起义被镇压后,统治阶级有时也不得不改变政策,但这不是让步政策,只是无可奈何地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对“让步政策”要有阶级分析观点

自从孙达人同志的《应該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发表以来,已引起爭論,有同意他的意见,也有不同意他的意见。本文基本上贊同孙达人同志的看法,同时认为虽然不能一般地否认“让步政策”,但是解放以后国內史学界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在大规模农民战爭失敗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对农民的“让步政策”是确实不存在的。以下是我个人对这一問題的看法。 (一) 有些同志费尽心机企图替这种“让步政策”寻找理論根据,看来这样的努力到最后是要落空的。因为統治阶級与被統治阶級之間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調和的。尽管我們不能一般地絕对地否认历史上統治阶級的“让步政策”,这是因     

怎样看待封建王朝的“让步政策”

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是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在探讨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时提出来的。它一般指的是,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的统治者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被迫在统治政策上作出一些暂时和局部的“让步”。这些“让步”措施,包括减省刑法,轻徭薄赋,赈济灾民,劝课农桑,招抚流亡,移民屯垦,等等,在客观上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史学界就这个问题开展过讨论。尽管有的同志在表述“让步政策”这一命题时,提法不够确切,对新王朝这种政策的历史作用估计过高,对其阶级实质揭露过少,因而不免在理论上造成一些含混。但是,无论如何,“让步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是史学工作者所无法回避的。我们通过研究新王朝统治政策的改变,认清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更好地阐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让步政策”这个本来可以开展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很快就升级成为政治问题。先是林彪、“四人帮”的打手戚本禹之流,     

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若干理论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华东师大历史系开展了学术讨论,其中涉及到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这次学术讨论是在如下几个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第一,关于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的”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革命战争失败之中包含了局部的胜利和走向胜利的前途;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看不到农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前途,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第二,关于新王朝的“让步政策”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对新王朝实行“让步政策”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不应夸大“让步政策”的作用和美化统治者。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应当揭露其阶级实质,不应当是歌颂,而歌颂的应当是暴力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而有的同志则夸大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作用,贬低和抹煞暴力革命的伟大作用。第三,关于农民起义军中出现投降变节分子原因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反映,是革命队伍一分为二的表现;而有的同志则认为是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并说农民起义领袖投降变节是可以谅解的。第四,关于农民政权封建化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农民起义军建立政权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旧王朝以后保持政权的革命性和坚持革命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在推翻旧王朝以后,农民起义军就应当放弃革命斗争或者向地主阶级方面转化。现在,就这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让步政策”不是统治阶级的恩赐而是农民战争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农民战爭史上,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每經过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风暴后,如果沒有民族矛盾使斗爭的形势复杂化,那么新出现的統一政权便会采取一些“輕徭薄賦”、“劝趣农桑”等旨在緩和阶級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多少起到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作用、也是新王朝初期出现繁荣景象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也是应該承认的史实。对于这个现象,过去有不少历史教科书和专著把它解释为統治阶級的“让步政策”所致。最近,孙达人等同志著文否定历史上曾有过“‘让步政策’这个东西”,认为“地主阶級对待农民不     

有关“让步政策”的两个问题

近来史学工作同志们就去年九月孙达人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文里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我觉得“让步政策”问题就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问题,是值得重视和讨论的。在我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的教学和     

论“让步政策”与农民战争的作用

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多数史学工作者认为,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者曾被迫执行过“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内容相当广泛,但看来主要是指“轻徭薄赋”、“减轻刑罚”、“选用廉吏”、“抑制豪强”、“招抚流亡”等。他们认为,这些“让步政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它的推行是农民战争作用的一个方面。应当如何评价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正确地阐述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到现在还是     

对农民战争史几个问题的新认识——山东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侧记

<正> 山东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2月21日至23日在济南召开,4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就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让步政策的再评价、农民领袖的“蜕变”原因、士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扩大研究范围,选取新的角度方面,有所推进. 一、关于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问题战争都不可避免带有破坏作用,农民战争也不例外.但是不是如《河殇》说的那样,中国农民战争只有“周期性毁灭”社会的作用?会议一致的意见是否定的.认为农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不能把它与地主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问题

<正>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否皇权主义者的问题,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仅就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以及农民阶级皇权主义的产生根源诸问题,谈一点看法,请同志们指正。一、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也是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除了马克思说过法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斯大林说过俄国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的话以外,恩格斯在驳斥特卡乔夫关于俄国农民是所谓“本能的革命者”等谬论时     

论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蜕变的根源

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对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的蜕变问题,是认识上分歧的问题之一。例如对朱元璋及其政权的蜕变,有的同志认为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本质决定的;有的同志认为是地主阶级“内里蛀空”政策的产物,根子在地主阶级身上。对于农民领袖在蜕变过程中个人负有什么责任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本文拟就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蜕变的根源略抒管见,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简论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民主主义

<正>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农民阶级的民主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渊源是什么?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具有怎样的内容和作用?这是近年来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争论的问题之一。笔者想从中、西封建社会的史实出发,对这一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大顺农民革命政权”质疑——与顾诚同志商榷

<正>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所建政权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项公案。顾诚同志在《论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文)一文中说:“有的同志却根本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认为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     

关于秦末农民起义的阶级觉悟问题

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是近年来我们在探讨古代农民战争时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如何正确地认识农民阶级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决定自己对这个天然同盟军的政策,以及如何正确地看待他们的斗争,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最近,江浦同志的《试论陈涉吴广起义》一文①,从各个方面对秦末农民起义的觉悟程度作了论述。作者收集了许多资料,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三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我先后写过《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刊《新史学通讯》八月号)和《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刊《新建设》第三期)两篇习作。分别从理论上和从史实上,论证了封建社会的单纯农民战争,虽然能够成功地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却不能建成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那怕建立的是短期性政权,如黄巢的大齐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等,也都不可能是非封建性的。此说一出,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为了进一步讨论,我再从政权的构成形式,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和土地制度三个方面,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做一些探讨,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严重阻碍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中国革命以农村为中心展开,发展农业生产自然是我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一项重要政策。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充分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八七”会议指出:“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犤1犦“六大”制定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1928年12月,湘赣边区制…     

略论惠施哲学的阶级属性——与任继愈同志商榷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三七○年,卒于公元前三一八年)是战国时期的宋人,曾做过魏相。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惠施不仅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而且又是一个博学的哲学家。惠施的政治活动时间,正是奴隶制度基本灭亡,封建制度正在确立的时期。在这个历史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里,各个阶级的思想家都在为自己阶级的生存与发展寻求理论根据。因此,在研究惠施哲学的思想时,明确惠施哲学的阶级属性,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惠施哲学的阶级属性问题,现在看来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任继愈同志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说:“惠施的‘合同异’的理论,应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就会导出以下的结论:既然事物的性质不是不可改变的,那么社会制度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这在客观上有打击把旧制度神圣化和绝对化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一七四页)这就是说,在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书中,是肯定了惠施的“合同异”说在理论上是论证了事物的性质是可以改变的,因而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社会制度也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结论就是起到了“打击把旧制度神圣化和绝对化的作用。”这就把惠施的哲学看成是代     

关于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几点再认识

近几年来,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争论中,一度出现否定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模糊观点。笔者结合学习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述,仍然深感是正确的。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农民战争的爆发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斯大林说:“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     

试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演变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目前史学界大体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也是传统的意见,认为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其理由是: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斗争的产物,有反封建的针对性。它的纲领政策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主要成份太平军,不是镇压农民的军队,     

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学术簡訊

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于不久前曾结合教学开展了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及古巴革命等方面不同形式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报告会,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空气的活跃与教学质量的提高。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组全体教师及部分学生曾先后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讨论时主要集中在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两方面。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的。其主要根据是:(一)在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地主是对立的阶级,地主是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