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正确”统摄美国政治的负面效应

在当今美国,“政治正确”已成为一种在语言上判断对错的规范、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在社会政策上判断是否公平公正的尺度,它是美国各类左翼思潮的集大成者,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思潮,也是民主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当前,“政治正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统摄性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在政党体制上,“政治正确”造成了民主党居优而共和党处于劣势的非对称极化格局,限制了平衡的两党制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稳定运行的正面作用。在三权分立且制衡体制上,“政治正确”使文官系统整体“左”倾化,并与“深层国家”纠缠在一起,丧失了其在调节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制衡关系方面的功能,打破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动态平衡。在政治文化上,“政治正确”使美国原本相对统一的政治文化出现了撕裂及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动摇了政治共识的根基,进而使美国失去了政治制度稳定运行的文化基础。最终,“政治正确”造成的上述后果叠加在一起,使美国国家治理陷入政治分裂、社会撕裂、经济下滑等的紊乱局面。     

美国对华"认知困境"与对华政策变化轨迹

国家利益决定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但国家利益的界定受到国际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曾陷入对华关系的“认知困境”,由此导致美国在选择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政策时往往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貌似矛盾的政策,其实是由美国在不同阶段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所决定的。厘清美国国家利益在不同阶段的内容及实质,是把握中美关系发展规律的关键。     

反恐背景下美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

由于“9·11”事件对美国国内所造成的特殊伤害性,它对美国政治体系的冲击也就呈现出特别剧烈的效应,引起美国国内有关其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刻思考,如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含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的矛盾、反恐手段的选择等等。这种思:考又进一步作用于美国的政治实践,形成“9·11”事件后美国政治的新特点,尤其体现在国内外政策分野缩小、政党政治重新强化、经济政策有待加强、反恐战争意识形态化等几个方面。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二重协奏——1949年以来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刑法的变迁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通过刑罚权的运用,在配置罪与罚的问题上一直在作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一个制定后不断修正的完善过程.立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关系的史实分析可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利于指导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充分而理性地发挥.     

从“水门事件”的电视报道看美国电视对政治的影响

《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刊登了“《华盛顿邮报》与 ‘水门事件’”一文。该文将《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做了很好的评述。看后,本人想就美国电视媒介在揭露“水门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一补充。并由此考察美国电视对美国政治的几点影响,美国学者对电视影响的研究概况,及其对我国电视事业发展所具有的启示。     

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入转型期,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美国式的认知失调"、政治实践与原则二者间出现裂痕、社会道德与政治日益腐化、社会问题频发和经济发展无序等等。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刻的进步主义运动,使美国的政治理念发生转变,提出了新个人主义、政治与行政两分和新国家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而推动了美国的政治与行政改革。     

唐代的立法与唐代的吏治

“治国必先治吏”,吏治的严明对国家的稳定、政治秩序的安宁,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素为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发展史者所注目。其所以能在社会动乱之后,出现一种社会承平、生产发展的“治世”局面,与当时统治者重视立法与吏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冷战后美台关系的演变原因及未来走向

一、冷战后美台关系的演变1989年，东欧剧变、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美国依仗其“一超”地位，凭借军事、经济、科技的优势，以架构由其“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为目标的全球战略，并由此来指导美台关系。从1989－1998年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一关系较之冷战时期，既保持了本质上的一致性，又具有新的变化与发展，即在保持冷战时期美台关系基本架构基础上，美国着力提高台湾“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以实现“以台制华”的目的；但又抑制台湾当局自我膨胀，以免影响其对华战略的实施。而台湾当局则企图借助美国“以台制华”政策，期望美国“修…     

竞争型政治：美国政治极化的呈现与思考

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极化”日渐成为高频词汇，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政治极化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的运转，但亦与政治僵局、政策震荡和社会分裂紧密相关，易于异化公共政治的应然目标，导致政治焦点的偏离，带来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政治极化是竞争型政治的副产品。“联邦主义+国家主义”的竞争型政治模式、竞争型政党体制、竞争型选举政治逻辑、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下的媒体分裂，以及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共同塑造和强化了政治极化现象。当然，在审视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时，不应过度夸大其严重程度与影响范围。政治竞争的时空限度、基础意识形态的共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流行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相对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治环境，都会化约和平衡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如何将竞争型政治所演绎的政治极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仅是美国政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亦是全球现代国家治理所应关注的话题。     

近现代韩国民主政治中的市民社会探析

韩国市民社会萌芽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后在长期的威权统治时期一直保持震荡前行的发展态势。在“汉江奇迹”与美国民主政治思想和秩序的影响下，韩国市民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促进和助推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韩国政治民主化完成转型之后，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韩国市民社会迎来了发展高峰，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对韩国民主政治的作用与影响与日俱增。韩国市民社会内部也开始分化为“保守派”与“进步派”，参与政治生活的一致性被割裂，加之中产阶级的脆弱性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韩国市民社会的未来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美国“第四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媒体可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雏形，其产生和发展同当时存在的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及出版环境密不可分，早期媒体具有显著的党派性，这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以大众性及独立性为明显特征的大众媒体，“第四权”开始形成。20世纪后期，“第四权”逐步成熟。在这期间，“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包括推动早期政治改革、促进利益集团繁荣、减少政府腐败与特权、修正美国权力运行缺陷并保障政治体制良性运转等。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第四权”开始发生蜕变。这主要体现为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背离平衡报道的原则，传统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的立场明显政治化，基本成为民主党的“喉舌”。“第四权”之所以蜕变，主要根源在于媒体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天然的左翼偏好，深受“政治正确”这一已成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第四权”的蜕变产生了诸多政治后果，包括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破坏了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动摇了美国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等。     

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制模式思考——风险社会刑法理念的启示

对风险预防与安全管理是风险社会视域下刑法的关注重点,由此引发了学理及立法上法益保护前置化、责任主义松动、社会保护机能强化的转变;现行立法关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立法规定仍存在“危险犯设置的缺位”、“未将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单独设置”等不足;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未来立法模式选择,在客观上应设置危险既遂模式,主观上明确故意与过失两种不同的责任形态.     

左右之战：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社会文化根源

社会文化的分裂与冲突是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民权运动前,教派、种族族裔以及自由与平等之争是导致美国社会文化分裂的主要因素。在以“共识政治”为特征的二战与民权运动之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政治第四次趋于极化,且政党斗争、社会撕裂愈演愈烈,其文化根源在于,民权运动后,多元文化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世俗理性与传统宗教这三对延续并发展了美国历史上的教派、种族及理念之争的新的文化冲突,在当代尖锐复杂的新型阶级冲突的作用下,突破了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再一次分裂了美国社会并使其呈现出左右两派激战的局面。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两党日益极端化,民主党奉行左翼自由主义及左翼民粹主义,坚持进一步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及世俗理性的发展,而共和党则奉行右翼自由主义及右翼民粹主义,极力掀起保守主义、“反政治正确”的狂潮,誓死捍卫基督新教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文化战争的驱动下,近十年来,美国频繁爆发左右两翼的社会文化运动,它们分别通过与民主党及共和党的结盟,持续将两党向左右两个方向拉扯,进一步加剧着美国政治的极化。     

“政策”与“公共政策”的概念辨析

对“政策”与“公共政策”概念进行辨析的初衷,在于借鉴汲取西方公共政策的精华,扫除我国政策科学体系现有弊端,加深对我国政策科学研究的思考,并由此加强对公共利益及公共精神的认识,找寻到一条提高政府执行效能的途径。一、概念差异的产生原因分析1、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私人关系的非理性规则,政治经营或知识经营也许有着强烈的理性化诉求和努力,但面对强大的社会传统和社会力量,努力效果往往有限。非正规的社会隐性关系影响甚至操纵公共权力的现象大大存在,公共权威的地位与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削弱。同时,中国传统的自…     

城邦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浅析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根源

城邦在希腊人那里呈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政治是新的社会空间的主题.话语在政治活动中取得了支配地位,由此法律成为城邦的逻各斯.为城邦立法实践的成功从现实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为自然立法是为城邦立法的逻辑拓展.数学则是自然之法律.     

西进运动对美国民族精神的影响

西进运动对美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 ,发展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民主意识 ,培植了“美国式的自由、平等和竞争” ,造就了美国人勇敢与冒险的精神 ,锻炼了美国人乐观进取的性格 ,强化了美国的个人主义思想 ,催生了实用主义哲学观。西进运动中培育出的许多精神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社会     

战时美国援华政策背后的经济因素

关于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的政治、军事原因,已有充分论述;但是,影响美国援华与否的经济因素,常为人所忽视。美国援华政策的动因,除了孤立主义、中立法、先欧后亚战略等因素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为美国政府所关注,并且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所维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因素,始终和政治、军事、外交、战略的考虑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美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并且交错起着作用,彼此发生着互动。     

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智库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政治运作的显著特征。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精英政治复活,以智库精英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重现生机,得以正常施展其政策影响力。第一,智库学者出身的拜登政府精英团队在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和“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以“价值观外交”和构造“民主同盟”为载体,拉开意识形态竞争的序幕。第二,美国各大智库纷纷设立项目,组建团队,撰写报告,为新政府拟定对华政策框架和执行路线图。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三大战略报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最具代表性。第三,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将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锚定中美大局“软着陆”。     

对美国总统否决权的几点思考

否决权是美国总统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它的设计及总统们对它的实际运用来看 ,体现出了美国政治的显著特点 ,即三权之间严格分立与制衡。由于否决权是与立法过程相关联的 ,因此 ,总统如何运用这种权力会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乃至美国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 ,否决权所体现出来的对多数人意见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了美国人的民主观 ,即多数人统治和保护少数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