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融合视阈下的城市社区老年助餐多元供给研究——以上海个案为例

福利混合经济和协同治理为研究老年助餐多元供给提供不同视角,二者的理论逻辑具有共通性。根据福利混合经济供给、融资、规制宏观分析框架可以建构协同治理政策工具使用、权力资源交换、共同规则制定微观分析框架,进而形成老年助餐多元供给网络宏观到微观的整体分析框架。以上海光明村老年配餐中心为个案,宏观分析可以发现:助餐供给主体中,政府、企业、社区、老年志愿者责任边界分明,政府制度生产能力不足和经济规制僵化导致助餐点运营出现亏损。微观分析可以发现:助餐多元供给网络的形成源于不同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强制类政策工具与市场类政策工具搭配使用织成助餐多元福利安排生产网络,自愿类政策工具与信息类政策工具搭配使用织成助餐多元福利执行管理网络。但政府规制缺乏共同行动规则使企业独立发展受限,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用受损,政府整体协作治理能力有待增强。     

农村福利供给变迁研究——以华东地区一个村庄为例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东一个村庄32年(1980—2011年)的福利供给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发现了村庄福利供给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福利供给,而宗族福利功能的逐渐恢复和市场功能的渐渐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福利替代;改革深化时期,村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福利供给的雏形,国家强化对农村福利供给的责任,市民组织和新型集体等制度安排也提供了福利补充。因此,新时期我国农村福利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的现实,在政策上引导正式福利资源和非正式福利资源有效结合,构建包括政府、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寺庙、家族和地方性力量等)、市场力量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福利供给体制。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四维供给主体与职责定位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范式的分析框架

随着老龄社会的迅速来临,改革养老制度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因此,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势在必行。能否探索或创新一种多元化模式,依靠社会、社区、家庭的力量,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或是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为老人提供更适合、更愿意接受的养老方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近代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及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分析范式对于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将福利多元主义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构建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和社区为主体的四维养老保障福利供给体系,既可以满足我国老年群体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又可以推动养老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金融危机后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个案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都有相似的境遇。为应对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温和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帮助失业和贫穷人士。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显著经济、社会变化之后,香港和澳门居民期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尽管如此,大部分亚洲政府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保障议题上仍未改变福利供给策略。因此,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困境不但没有改变,更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食品价格危机而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在过去几年,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推出了多项政策以解决在职贫穷与跨代贫穷问题。但旧有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已难以满足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公民福利期望,应妥善调整福利策略。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金融危机后社会福利措施改革的研究,对分析东亚地区社会福利体制变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欧洲福利国家困境

［摘要］针对当前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把欧洲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处理移民问题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现象,本文从介绍欧洲福利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及其“反弹”入手,对“国家用于‘承认’的资源挤占了用于‘再分配’的资源”、“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威胁了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过分强调文化不平等,而忽略了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等方面的质疑进行反驳,进而得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欧洲福利国家困境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的结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欧洲福利国家的关系受到国家建构能力、超国家理念、“文明冲突论”的陈见等因素的制约。     

转型期多元福利实践与整体性福利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福利与社会秩序关系议题突出。在经济市场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处境下,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均对个人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劳动市场和国家再分配对个人福利影响最为重要。转型期多元主义社会福利实践证明:现有社会福利理论模式难以解释“混合经济”体制下的福利特征,“整体性”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应运而生。最后,笔者讨论“整体性”福利概念框架的现实、政策与理论涵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福利型治理逻辑研究

二战后福利国家经济危机所致的财政紧缩催生了福利治理的诞生,这充分证明了过分依赖政府提供高福利水平的制度是很难具备可持续性的。在重建福利供给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有通过福利治理来推动自身提升抗风险能力并改善福利供给水平的权责。在此逻辑下,政府于保障房片区内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因兼具保障性与治理性双重需求的社区类型以及复杂的客观因素,导致了福利困境的出现。以N市H保障房片区为典型案例,通过收集数据并筛选走访对象等方法,调查得出,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后,在社区组织提供服务时出现了供求割裂的窘境,以及公共服务项目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本研究进一步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为现阶段我国福利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从碎片化到多元协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域下农村长期照护供给主体责任探析

目前,我国长期照护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由于参与主体之间的职责定位认识模糊及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协调长期照护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构建以家庭、政府、社会、社区力量共同参与的四维度分析框架,可以发挥各主体优势,克服单一主体供给“失灵”的问题。在以协同治理为核心理念的思路指导下,以长期照护各养老服务主体达成供给关系协同、供给内容协同、供给过程协同与供给目标协同为出发点,实现农村长期照护养老服务供给主体从“碎片化供给”到“协同性治理”,打破各服务主体碎片化运作的局面,增强服务供给的协同性,以期提升农村长期照护养老服务能力,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超越生产主义:1992年以来我国青少年福利政策发展的逻辑分析

东亚国家福利被视为具有明显的生产主义体制,强调福利政策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从对1992年以来中国青少年福利政策的文本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看,过去二十余年来,我国青少年福利政策出现了教育福利重心下移、健康保障服务普惠化、儿童福利对象扩大、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等趋向。这些新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青少年的福利政策虽有生产主义的色彩,却越来越多地强调了青少年作为公民的社会权利,相关福利政策的公民权属性呈增强趋势。从这个发展逻辑看,简单地将我国的福利体制看作是生产主义体制也许并不合适。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

在我国农民福利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使既有的福利主体经历了结构转型,进而加剧了滞后的农民福利体制的改革难度。从福利主体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民福利的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职能回归,但因受制于既定的功能限度,国家不可能一肩挑起农民福利的治理责任,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福利功能亦呈现式微趋势。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全面而理性地把握农民福利的本质问题,并致力于探寻传统福利主体之外的力量组合就成为农民福利治理的重要议程。     

从国家福利到多元福利——南京市和兰州市社会福利服务的案例研究

从“国家福利”向“多元福利”转变是国际社会政策变化的大势所趋。南京市和兰州市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面对经费困难对福利服务的更大需求 ,民政部门试图利用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资源发展福利服务。这一改革措施使国有福利院从完全依赖政府投入逐渐转变为依靠更多元化的资源。同时 ,社会上出现了崭新类型的依靠政府、企业、当地社区以及家庭或个人的混合资源为用户提供服务的“社会办”福利院。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本质——兼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表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保守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其本质是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迈向综合的＂社会取向＂。这一演变对我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在福利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在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形成良性运行的福利机制。     

福利国家为什么需要慈善部门？

自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的功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和系统的讨论。福利多元主义者将慈善部门视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政府委托慈善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定位会使慈善部门对政府的资金产生依赖,使慈善部门失去独立性,因而主张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福利供给问题,让慈善部门在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发挥作用。辨析福利多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结合全球化时代慈善部门出现的新特征,可以看到,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具有绩效提升、结构补充、价值倡导、民主促进、就业吸收和国际支援等六大功能。     

美国福利制度改革中的权力下移问题——以《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和解法》为例

《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和解法》(PRWORA)也被称作一场"权力下移的革命",本文通过对权力下移的特点及其影响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对于从全面理解美国1996福利制度改革提供更多视角。权力下移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是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改革不可忽视的重点。     

走军民融合之路,深化军人福利制度改革

从竞争、分工、社会适应性、标准确定、法制化五个方面阐述了走军民融合式发展之路是深化军人福利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并指出深化军人福利制度改革的四项具体举措:一是建立以货币化为主,实物供给为辅的军人福利保障体系;二是以中央机关公务员作为参照系,以系数法确定军人福利标准;三是建立健全体现军人职业特点的津补贴体系;四是建立健全军人福利待遇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福利彩票业监管机制创新的策略

福利彩票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行福利彩票可以广泛筹集社会资源,弥补政府财政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的不足,促进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壮大。当前,随着福利彩票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监管机制与市场发展需求不相符合的矛盾。因此,改革并创新我国福利彩票业监管机制就成了当务之急。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论析

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2007年以来兴起的“包容性增长”主张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促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理论符合“包容性增长”理念,克服了以往社会福利政策中带有的滞后性、缺少包容性与政府干预短期行为等弊端,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致力于对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上游干预、积极就业和人文关怀,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强调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努力为社会成员发展构建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实践模式。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之争及其发展趋向

当代社会福利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从传统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争论,演变为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福利多元主义三者的争论。这些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国家、市场及社会三种力量在福利体系中作用如何发挥、角色如何承担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表现为从单一的＂市场取向＂或＂政府取向＂,向综合的＂社会取向＂发展的趋向。     

对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评述与借鉴

从技术价值论出发,分析了社会保障的“稻田现象”,指出适度的社会保障有利于保证社会公正和提高经济效率,认为中国过低的社会保障已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公正和经济的发展,必须大力加强和改革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透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一个东西方比较的视角

亚洲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不断进步的,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再分配的目标是一致的,并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直接贡献力量.亚洲福利经济素以政府小规模公共开支的低成本作为其发展的优势,尽管这也意味着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与西方社会的福利经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这也预示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在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上可能比西方走得更远.宗教和文化的交融,实际上是规制了亚洲福利经济低水平发展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发展,最终会更多地向接近西方特别是欧洲健全的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经济模式靠拢.而中国适时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