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祭祀诗的诗体变迁与程式化叙事探论——以“尸”之主题为个案

搬演受祭祖先的尸存在于祭祀全过程。与此相关,《诗经》祭祖诗中存在大量尸之主题。这一主题在《颂》中消隐,在《雅》中或显或隐于嘏辞而大量存在,祭祀诗和祭祖仪式的张力关系决定了尸之主题的呈现,进而影响了《诗经》诗体构型和结撰技术的发展。     

汉代巫舞的基本类型和形式

汉代是巫术盛行的时代,舞蹈是巫师在巫术祭祀活动的重要形式。巫师祭神时所跳的迷狂歌舞,可以与"无形"的神灵相通感,制造神秘、灵验等气氛,从而达到"通神"、"娱神"的目的,祈求福瑞或祓除不祥或辟除疫鬼。巫舞的基本类型和形式有逐除疫鬼的大傩、祈求福祥的神灵祖先祭祀、求甘雨的雩祭、祓除不祥的祓禊祭。     

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

“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最重要的仪式,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天皇即位时举行的“大尝祭”,来源于每年举行一次的“新尝祭”———庆祝国民平安、喜获丰收的纪念仪式,“大尝”意为“大的新尝”。“新尝”其最初由日本民间水稻丰收节———“吃新节”演变而来,究其根源乃出于中国大陆古老的稻作文化。     

论周代的尸祭及其源流

我国周代对祖先的祭祀,是让一个活人充当死者的神主或神象,接受子孙的祭祀和膜拜,这个人代代表祖先向子孙赐福,被祭祀的人叫尸,这种祭祀的形式叫尸祭。尸祭是周代祭祖的主要形式,研究尸祭及源流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的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一、周代的尸祭 周人对祖先的祭祀非常隆重,他们相信祖先死后,其灵魂仍然存在,必须在一定的时候对祖先进行祭祀。 埋葬死者以后,从对死者进行虞祭祔庙开始,直至在服丧的三年之中要对死者进行各种     

论上古乐奏形态与《诗经》兴体之原始关联

本文从曾侯乙墓鸳鸯盒乐舞图入手,分析上古时代的乐奏形态.从乐官装扮、造型及音声模写等方面都体现了图腾艺术的本质特点,即艺术仿生性.作为<诗经>艺术手段的"兴"实际来源于上古乐官文化的兴祭仪式,通过交响性质的"大合乐"召唤神灵、营造神人以和的氛围.随着兴祭原始宗教色彩的淡去,凝固为<周礼>所说的"乐语"和<诗经>的表现手法.     

禘祭中的“孝行”与瞽矇“表演唱”——《周颂·雝》主祭者角色分析及仪式还原

主祭者是以人神沟通为目的之祭祀仪式的核心角色。将此角色视角引入《周颂·雝》原意解读中,对其角色行为进行多重证据的主题分析,可发现《雝》本是西周时代周王稀祭先考并以先妣配食的仪式乐歌。通过仪式现场瞽矇乐官"叙事"与"代言"之"表演唱",此诗成为稀祭中主祭者与祖先神的交流方式。在音乐形式上,因多韵节奏快的特点,此诗逐渐被移用到其他仪式场合,又有了新的搬演程式。     

以羊替牛

古时候，人们每到一定的日子，都要在祠庙里举行一种祭祀仪式，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求得神灵的庇佑，这种祭祀仪式叫“祭钟”。每逢祭钟时，不是要杀一头牛，就是要杀一只羊，然后将牛的头或者羊的头用大木盘子盛放在祭神的供桌上，人们就站在供桌前祈祷。     

日本关西地区的城市祭（节日）文化

日语中的“祭”（MATURI）为祭日、节日或喜庆的仪式之意。传统的祭是击退病魔和天灾人祸，祈祷平安及五谷丰登的神事，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庙会。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祭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本文以日本关西三大城市京都、大阪、神户的代表性“祭”为主，分析和探讨了现代日本城市中形式多样的“祭”的意义。可以说，祭是现代日本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祭在被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再创新”，形成一种文化再生。     

禓祭仪式与《国殇》的创作动机

“禓”祭仪式起源于远古的军社祭祀仪式,后演变为出征前鼓舞士气的仪式和民间驱逐强鬼、祓除不祥的巫术仪式.此俗三代相沿,楚亦盛行.屈原创作《国殇》,就是将“禓”祭仪式加以艺术化呈现,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理起到激励民族精神的作用.     

仪式展演与民间叙事——贵州傩坛中的民间文学传承

贵州各地民间傩坛班常受人之请,举行各种傩祭仪式,于是坛班中流传着各种关于最高神灵傩公傩母的传说.这些传说大致可分为"洪水--兄妹婚型"和"放牛娃供人头型",前一类型又常与伏羲女娲神话相交叉.仪式中常有各种傩戏剧目的表演.傩祭仪式对民间文学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文人”概念起源考释

"文人"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远源是"士"。在西周到春秋初叶,"文人"指有文德的人。春秋战国之际,"文士"崛起。到东汉时,"文人"等同"文士",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朴通事谚解》常被引用来证明《西游记》在元末已经基本定型。文章认为这个证据要大打折扣。刊印于1677年的《朴通事谚解》的祖本虽成书于元末,但它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它包含了元代同时又加进去了明清两代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元代文本加以引证。与《朴通事谚解》比较,今存的元代和明代前期描叙唐僧取经的杂剧和美术作品,故事都要稚拙得多,令人怀疑《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了明清人的改动和增益。     

屈氏起源考论

毋康蚤死,无子嗣,《离骚》之伯庸有子嗣,则毋康与伯庸无关。"熊毋康"、"无康"当作"孟康"。句亶王与伯庸无关。句亶王的封地在"江上楚蛮之地",则句亶王的封地与屈氏无关。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中之句亶、鄂、越章非为熊渠统治区域之内之地名。所谓"客卿产生于战国而不见于春秋"之说根本不能成立。楚武王子瑕是从周受屈为客卿,瑕采食之屈地就是今山西省吉县县城正北七公里处,此为屈氏起源之地。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

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有何异同?本文试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中华书局姚刊三韵本《类篇·石部》校读劄记

今通行本《类篇》有中华书局的姚刊三韵本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宋钞本影印的本子。但中华书局姚刊三韵本讹误甚多,使用前需对其进行校勘。以中华书局本（1984年12月第1版）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88年2月第1版）为参校本,对《类篇.石部》进行校勘,可以发现：姚刊三韵本《类篇.石部》存在释义和读音方面的一些错误,如＂碑＂下所引郑康成之说＂官＂当作＂宫＂、＂空＂作＂窆＂,＂砠＂所引《说文》＂石戴土＂当为＂土戴石＂,《说文》＂■＂之释义＂石也恶也＂的前一个＂也＂字乃＂地＂之偏旁讹夺,等等。同时,《说文》、《集韵》也有若干失误。这些讹误主要是由形近而讹、偏旁讹夺、倒文等原因造成的。     

后稷孕生与周人的祖先崇拜及后世观念的变异

《诗·大雅·生民》是周人追述始祖后稷的一篇传略 ,世述后稷的故事皆源于此。由于对《生民》某些字句的理解不同 ,而时代观念的变化也影响着对《生民》的理解 ,所以在解释《生民》和撰写后稷史传时就产生了诸多分歧 ,特别是关于姜怀孕、生育后稷的过程 ,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说法 ,这些分歧也反映了周人及后世思想文化、社会道德等观念上的变化和差异 ,也反映了姜后稷时代的婚姻形态、部族民俗的某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