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产生的原因、问题及其治理

转型期中国已进入危机频发期,危机不仅对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公共危机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为了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治理,中国政府在确立危机意识的同时,必须进行适度的制度安排,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政府执行力与舆论话语权——以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为例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突发公共事件及其网络舆情频发.突发公共事件之所以在当代中国被舆论关注与热炒,毋庸讳言,政府执行力不强难辞其咎.公众关注的与其说是突发公共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府的执行力.舆情危机频发,是网络时代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治理难题.从2012年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中,循着突发公共事件逻辑演进的分期链条,可以清晰地剖析出政府执行力与舆论话语权交互博弈的情势变化.     

美国进步时代文官制度改革及其影响

进步时代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首次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这次转型肇始于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资本从分散到集中,从自由到垄断的过程中,公司垄断霸权通过政党分肥制将触角延伸至政治领域,形成政府俘获的局面,出现了转型期国家治理危机。政府为了摆脱此种不利局面,在文官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由此开启了美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序幕,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促进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并为此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作了制度上的铺垫。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

农民城市化的行动单位选择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受到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制度与生活的双重形塑。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受到后发国家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发展阶段下制度和生活两者的共同影响。中国农民从实用理性出发,立足于家庭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在既定的土地制度和福利制度等正式制度的结构下,以私人间城乡关系补给公共城乡关系,采用家庭内工农互补和劳动力合理配置的方式,通过资源的长期积累与代际转移,最终实现城市化。因此,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有别于西方的核心家庭形态,呈现出表面扩张内里紧密的特征,也因此具有极强的韧性和灵活性,是当下农民城市化行动中的普遍选择和有效的组织保障。     

论中国语境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

非政府公共组织在我国兴起的背景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非政府公共组织产生的前提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的失灵,而不是西方意义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产物;是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而不是两者之间领域划分的过程。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公共选择理论不能解释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产生的动力问题,目前我们需要从制度建设、政府的合作模式构建、公共文化培育等方面促进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法的影响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兴起于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也波及到了中国的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对中国的行政决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作为以公共行政为调整对象的行政法必须应实践中行政变革的需求,从制度建设上进行调整。本文从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等三个方面来阐述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法产生的影响。     

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着不同于西方经验的"中国特色"。大学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并紧密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大学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和土壤,在传承民族文化中担负着不可回避的责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学建设也是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之路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的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道路中推进的,民族事务治理与统一多民族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共同推进。新时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加强民族事务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科学性治理,进一步实现了民族事务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相互强化以及有效应对挑战。从整个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视野来看,国家发展应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紧密结合,将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以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福祉。     

社会资本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回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来临而引发的公共管理危机,治理理念及其衍生出来的应对方案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风险,只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起国家与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才能应对挑战。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合作机制由此进入了国家治理的研究视域。在我国,建设社会资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两个维度同时进行:制度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二者相互作用,有助于在全社会产生"自愿合作"的稳定均衡。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公民道德建设

只有从我国社会转型的客观进程中,才能深刻理解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其现实路径。公民道德建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任务,是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客观要求。中国公民道德的生成,既有与西方社会相类似的普遍性,也有与西方社会相区别的特殊性。公民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激发公民的道德需要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必须解决国家道德和制度伦理与公民社会发展和公民道德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论民事责任在国家赔偿中的适用--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一种可能途径

国家赔偿法是一个兼具公、私法属性的法律部门,民法规范是国家赔偿法的法律渊源之一,民事侵权责任在国家赔偿中有其适用的空间。同时,在国家赔偿中适用民事责任用以补救《国家赔偿法》法典的自身不足,也是当前条件下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一种可能途径。     

自适应法控制混沌系统到达定常态或周期态

用自适应控制法控制混沌Rossler系统和混沌Duffing系统.数值计算2个受控系统的Lyapunov指数,表明自适应法可控制混沌Rossler系统到达确定的定常态,不能控制混沌Duffing系统到达定常态而可控制到一系列周期态.并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观察和验证受控Rossler系统和受控Duffing系统的可控性和稳定性.     

“打开喉咙”是正确歌唱状态的核心

作为一名歌唱者,必须要有正确的歌唱状态,其中,打开喉咙是歌唱的核心、根本和灵魂。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打开喉咙,克服演唱中的各种错误发声,是歌唱训练的关键。     

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之实质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部国家政权,外延不仅包括国家事务,而且涉及社会生活,本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无论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外延还是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质都是依宪执政。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政治文明建设视域中的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不仅是改革与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最恰当选择,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影响,而且是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具体机制,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最核心内容;应站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大平台上推进依法执政,立足于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着力在法治轨道上改善国家政权领导者同国家政权执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改善国家政权领导者、执掌者同国家政权所有者、保护者之间的关系。     

电网企业英语培训的有效途径

在国际化战略的背景下,与电网企业相关的英语培训就必须做到能针对中外企业的特点和需求迅速做出判断并设计出独特地课程方案,着力于追求高品质的教学质量和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企业构建语言实际应用的阶梯,切实提高企业员工的语言表达能力,实现国际交往的无障碍沟通。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三态"的显示和阐释——以《女性生命潮汐》(《选读》和《研究》)为例

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生存状态从整体上看是改善了,但从局部看却又有倒退;话语状态多元、复杂;文化状态得到全面提升.女性"三态"的矛盾与变化,是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矛盾与变化的,反映.     

回归虎性——布莱克《老虎》一诗的主题分析

英国天才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著名短诗《老虎》对老虎的活力和能量中体现的雄浑之美与和谐之美进行讴歌,该诗表达了诗人的辩证哲学观:恶是一种自然状态,它和社会进步必不可分。     

告别内战——以“内战”为线索论霍布斯从自然国家到契约国家的规范性重构

内战不仅是伴随霍布斯政治理论写作的真实外部背景，也是从理论内部推动其规范性建国道路演进的关键力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文章尝试结合“自然状态”和“自然国家”两个霍布斯的理论要素分析内战，并强调后者在秩序结构方面与内战的关联，以及因此用契约国家代替自然国家的必要性。以此为目标，文章首先阐明的是，“自然状态”这一理论框架不能完全覆盖对内战的解释；其次，论证霍布斯“自然国家”的秩序特征和契约结构能够更为恰切地解释内战爆发的原因，包括英国内战面临的具体历史和现实情况；最后，文章借助考察“自然国家”在霍布斯政治理论中的位置及其变化，以进一步澄清针对自然国家契约结构的不稳定性，用契约建国的政治安排代替力量对比形成之自然秩序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