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以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为中心

利奥波德在拓展道德共同体边界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延伸到“土地”生命共同体中。然而狭义上的“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海洋。为此,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从“生命”这一基本事实重构“海洋伦理”:“海洋”不仅仅是海水,它是生命流过一个由海水、植物、动物等多个生物所组成的“生命之网”的源泉。“生态系统健康”成为新的伦理愿景,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维护完整的、健康的海洋“生命共同体”为导向。这展现出一种跨越伦理边界的“生态想象力”,在尊重的前提下探索海洋。“海洋伦理”的提出并不是对“土地伦理”的否定,而是一次伦理上的进步,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两者都展现出了作为道德准则的规范伦理和内在德行追求的美德伦理,这为环境伦理的进步及具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时代以降生成的“普世伦理”,并没有为人类全体确立真正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共识。人类是否能从“交往—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之问”。确立道德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建构的基本方式,旨在协调人类复杂的交往关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人类道德共识的利益根源,超越元伦理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论争,从“渐进道德共识”与“未来道德共识”相统一、“底线道德共识”与“终极道德共识”相一致、“自发道德共识”与“自觉道德共识”相协调、“境遇道德共识”与“一般道德共识”相适应的致思进路出发,即从时序、性质、生成状态与实践四个层面着手确立道德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道德层面的可能路径。     

“中国式过马路”的伦理之殇

“中国式过马路”反映出当下部分中国人守矩美德的缺失、生命敬畏的缺少、义务道德的缺乏等道德问题;“重私德,轻公德”思维惯性的影响、效率“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焦虑是“中国式过马路”伦理之殇的诱因：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以法律呵护道德、加强舆论宣传与监督、重视道德教育与践行,提升交通参与者的素质德行,是“中国式过马路”道德治理的现实路径。     

刍议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伦理意蕴

要将生态美德与生态之善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国梦”的内生动力,需要我们在伦理和实践中把握几重维度。生态伦理界的热切回应是建设好美丽中国的理论维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动力维度．而实现永续发展则是建成美丽中国的价值维度。它们既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更是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路径。     

《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现代社会,由于道德脱离了"人类幸福和好生活"的根基,伦理生活世界行动与行动者的分离,使得现代人由于动机和理由的分离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为人的"精神分裂"提供了更为积极的疗法;同时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重新认识和审视现代伦理生活方式的新道路。《论语》之"学"的核心意义是"觉",正是"学"的"觉"和"效"等含义使得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意义"的生活,一种伦理生活。在诸种日常生活方式中,基本的根基是"孝",这也是为学的根本。在伦常日用的人生实践中明人伦、明孝悌,觉悟和领会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之为人的总体"好生活"得到具象化。而通过"下学而上达","形下"的践履可以提升到与"形上"之天合德,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开启自身德化的生命。"学"对人的生命发展而言,呈现给我们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身心和谐,生命不断摆脱虚无,获得丰富和充实。     

伦理美德的社会及人格心理学分析:道德特质的意义、困惑及解析

从社会及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伦理美德是一种道德特质。它是一种面对道德情境时,人们的直觉而自动化且相对稳定的行为意向,包含着认知、情感和动力的过程。这一新观点可以解决美德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表面上的冲突,阐明了伦理美德与伦理规范对应的不同心理机制,认为它们都是人类伦理道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德对应的是无意识、自动化、包含情绪、无需努力和认知资源且基于联结的直觉加工系统;而规范对应的是有意识、受控的、不含情绪且需要努力和认知资源且基于规则的推理加工系统。基于这些差异,现代的伦理道德教育应当将两者分开,对伦理规范可以采取讲授的方式且着重于理解,而对伦理美德应该采取更多的训练方式且着重于实践。     

先秦儒家“忠恕之道”的伦理精神透视

作为“仁之方”的“忠恕之道”,以其情感互动的伦理意蕴,关系定位和换位思考的伦理原理,忠信、宽容、相互尊重和人格平等的伦理前提,揭示了“内圣”何以能够“外王”的逻辑推理理路,解决了家族情感能不能、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推及社会公共伦理的难题,提供了与儒学思想、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独特道德论证方式和道德思考方式,凸现了“忠恕践仁”的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交通”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交通”一词不是指日常意义上的交通运输,而是指天地万物之间的沟通、交流。从“交通”概念出发的中国古代哲学,体现着一种“交通成和”、“化生万物”的对话范式,其核心是事物之间的对话即“交”,强调时立双方水乳交融的统一即“通”,以达到“和”的最高境界。由“交通”不仅可以构建出万物平等相交而化生的宇宙图式,也可以推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而成和的政治伦理规范。“交通”思想体现着宇宙之道,生命之道,社会之道与伦理之道,为解决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生命德性责任行动——关于“范美忠事件”的多维伦理透视

范美忠事件”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从伦理的视角来看,其争论及其社会影响实际上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是生命伦理还是逃生伦理？是追求功利还是讲究道德、是违背伦理抑或违反法律、是政治自由还是伦理制约？道德与美德何以必要与德性何以可能？知识、科学教育与人文、人格培育孰轻孰重？本文对这些方面作一探讨,希望达到对“范美忠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伦理性认识。     

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视域下的环境伦理考察——以中西文化差异为背景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人生问题,具体说是在"天人合一"立场上人的价值选择问题。以"法天象地"为自我安放起点,先民找到了"天人相通"的可能性路径,这就是"天道"的"生生之德"及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天人合一"因此获得了仁爱道德的伦理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特质及其蕴含的"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在文化源头上获得了内在的和谐关系。这种智慧虽产生于农业文明,却能为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提供合理视域。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自然主义特征

自然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性质与自然性质可以直接等同,这在中国伦理学中是普遍的现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论及价值问题、应然与必然时,总不离德合天地,性体自然,进而复归其根（道）,具有浓郁的自然主义特色。本文通过对自然之道与伦理之道、自然生命之性与道德人格之性以及自然之心与道德之心几个主题展开了思考,从中发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普遍具有自然主义特征。自然主义不同于唯物主义,比起后者,具有超越性和唯美性。     

孟子德性伦理的逻辑层次

孟子的伦理思想是典型的德性伦理形态。其理论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德性是人存在的依据；外在的道德规范是内在本性的外化；真正的道德行为必然合乎内在本性的要求；到达至善之境是其伦理理论的逻辑归宿。这四个方面环环紧扣，构成了孟子德性论的有机整体。     

从道德抉择到德行合一————新闻传播中的道德伦理抉择模式比较研究

当代人面对越来越多的伦理观和德目表,但在行动时却往往盲目无措,一些传播与媒介伦理研究者推荐了“波特图式”和“博克模式”等实用的伦理推理模式,这些希望确定行为理由的推理模式实际上并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有说服力的伦理依据。那什么是我们行动时可以依靠的东西？是随处可感的道德感吗？然而关于道德感的基因、神经生物和生物进化方面最新的科学研究明显打击了我们对道德感神话般的期待。不过,这类研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行为的道德依据或者说道德感形成也许必须要从历史和社会实践的角度来探究,这样,美德伦理的研究传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提出的追寻美德的办法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推理和判断的模型,还把我们引向一条德行合一的道德探询之路。     

传统德性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伦理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德性论的理论视野,这既是传统德性论被边沿化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为德性论的复兴创造了新的契机。在此境遇中德性论的出路在于,从德性现象论、德性本原论和应用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反思德性,自觉地把传统德性论提升为应用德性论,进而探求应用德性论的性质及价值基准——人权。     

老子自然主义道德伦理观简论

老子的道德伦理观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老子对儒家正统道德伦理观的批判与否定的分析 ,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老子道德伦理观共有三个来源。其道德伦理思想的基础则建立在“天”“地”“人”合而为一的认识方法之上。老子坚特自然主义的道德伦理精神 ,强调自然平等 ,不求独尊 ,原则是顺从自然。其价值判断准则是效法与回归自然 ,因而主张谦下自损 ,知足不争 ,弱用弃智 ,守静不辱 ,无为无欲。老子自然主义道德伦理观既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精神内容 ,又起到了对正统道德伦理思想的某种制约和调节作用 ,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