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论唱和词

唱和词几乎贯穿整个词史。古人已注意到唱和词现象。从南宋开始,在词话、词序等作品中,论述唱和词。古人论述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对唱和词的态度,有褒有贬,贬多于褒。二、唱和词产生动机,有游戏竞技、共鸣宣泄,学习模仿等。三、对唱和词历史演变进程的看法。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诗为例

嘉祐元年秋与二年春,欧阳修、梅尧臣、苏洵、王安石、刘敞、刘艘、韩维、裴煜、王珪等人,为一只白兔竟举行了前后两次唱和活动.现存的十五首白兔诗,不仅涉及具体白兔在历史上的珍稀程度、在传统上具体的文化意义,而且表达着唱和者们的性情与当时的心境.欧阳修在两次唱和中所表现出的超越文化传统束缚的愿望与努力,代表了宋调初创时期诗人的一种诗歌创作理想.通过对这些唱和诗的具体考察,可以更深入了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     

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歌风格

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欧阳修与藏书

欧阳修通过不遗余力的搜求和集聚,藏书多达万卷,且特色明显,尤其是他把私家藏书与个人学术研究和文献整理相结合,开启了后世学者大规模藏书的良好风气,欧阳修是一位兼著述家、校勘家和藏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     

晏欧词研究百年述评

晏欧词自北宋至今,约有千年的研究历史,而20世纪以来的110余年无疑是这个研究史中最为丰富最为光彩的一页。以1949年为界,这个百余年研究史大致可分为四个研究阶段,借助数据统计分析考察,可以发现20~30年代和80~90年代是20世纪两个研究高峰,而解放后的30年则是低潮与重构时期,新世纪开始的10年其研究总量大大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无论研究观念、研究手段和研究形式都是推陈出新,阔步向前,标志晏欧词的研究已经达到新的里程碑。就晏欧三家词内部研究状况而言,有关欧阳修研究成果居多,而二晏父子的被关注量基本相似。展望新时期,有关晏欧词的研究可在文献、研究视角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略论严修与徐世昌的交谊

严修与徐世昌不仅有天津同乡、同年中举和曾经在翰林院同僚的关系,而且是脾气秉性相投,学问上互相切磋,政治上可推心置腹互相关照的密友。以往有关论著对徐世昌、严修积极投身戊戌变法维新,参加康梁阵营的种种政治活动介绍不充分,评价亦不够公允,本文有所补正。指出:严徐交谊是旧时代士人之间长期维系友朋关系的楷模,对新时代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的精华融入新型人际关系应当有若干借鉴和启迪意义。     

欧阳修奉使河东考论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仅在文学和史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时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曾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至七月奉使河东,尽管其奉使河东时间短暂,但他不负使命,不仅坚持保留了麟州建制,而且尽力减免河东路的冗兵冗费,减轻河东百姓负担,举荐人才,整顿吏治,加强军备,为缓和河东路的社会矛盾,巩固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扬州之政:欧阳修的反思与坚持

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和滁州之贬的人生低谷后,扬州之于欧阳修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心灵创伤已基本疗愈,朝廷对他重新予以重用,而扬州作为大都督府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发运使司所在地的东南重镇,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施政历练。欧阳修的扬州之政,崇尚“镇静为本”,坚持以便民为务,“日询故老”,形成“惟宽与简”的施政风格。这些施政理念渊源于儒家思想与父亲遗训的影响,在以往的仕宦历程中有所实践和积累,并结合了“庆历新政”的反思,在知扬州时期臻于成熟。     

欧阳修对曾巩散文的影响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注重奖掖后起之秀,曾巩就是其中之一.在其指导下,曾巩改变了早期散文气势外露而内蕴不深的文风.他的"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等观点也影响着曾巩的散文创作实践和理论.     

韩愈欧阳修碑志文风格比较

作为古文运动不同时代的领袖，韩愈和欧阳修同为名重当时的碑志大家，由于时代、文风、气质、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碑志文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包括叙事方面的雄逸之别，抒情方面的肆醇之别，还有取材方面的奇正之别等等。通过对他们碑志文风格的比较，本文认为韩愈的碑志文开拓了碑志一体的文学功能，而欧阳修的碑志文则凸现了碑志一体的史学价值。     

论严修与直隶教育近代化

严修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其教育主张及教育实践极大促进了直隶教育的近代化。他提出了改革进而废除科举制的主张,这为直隶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清除了最大的障碍;在学部主政期间他创立新的教育体制,为直隶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此外,他兴办了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形成了直隶近代教育体系的雏形。     

唐顺之的"道器不二"论与欧阳修思想的渊源

唐顺之“即经而心”的学术思想、神明与法度合一的文学观念可溯源至欧阳修的道器论。唐顺之前后期对神明与法度的主次关系的两种看法,分别对应于欧阳修器重于道的心性论和道重于器的文艺论。唐顺之的心学与欧阳修的心论有契合之处,其道器论所引例证和表述都与欧阳修接近,这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在阳明心学之外,唐顺之的思想有着更早的、来自欧阳修等文学前辈的理论动力,这是形成唐顺之学术和文学思想独特性的重要原因。     

欧阳修著作初传韩国的时间及其刊行、流布的状况

欧阳修是著名的“唐宋人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字字珠现,代代流传,至今传诵不衰。欧阳修的文章不仅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很早就传入了韩国,在韩国的汉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即旨在分析、论说欧阳修著作韩国的时间及其刊行、流布的具体状况,进而评说欧阳修文章对于韩国文人所产生的诸多影响及其对韩国汉文学发展的贡献所在。     

欧阳修道德人格及其对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启示

欧阳修"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其道德人格融忠直敢谏、磊落刚正与仁厚谦和、温婉宽恕这一相反对立的人格要素为一体,形成阳刚与阴柔和谐统一的人格范式。这一人格范式不仅影响和培育了有宋一代的士人人格,而且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格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