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模式影响妇女生育性别偏好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探讨在嫁娶与招赘两种婚嫁模式下妇女对子女性别偏好的差异，旨在寻求一条从改变婚嫁模式入手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新路。结果表明：１．嫁娶婚嫁模式下妇女男性偏好强，女性偏好弱，招赘婚嫁模式下，招赘妇女女性偏好强于男性偏好，非招赘妇女性别偏好均衡。２．嫁娶婚嫁模式下妇女有一子或一子一女后，男性偏好依旧强；性别偏好在有了二子时才均衡。在有女无子时男性偏好达到顶点。本文揭示了婚嫁模式影响妇女性别偏好的原因，论证了靠转变婚嫁模式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可行性。     

中国农村婚嫁模式在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

经验显示中国农村不同的婚嫁模式有刺激或抑制生育率增长的作用。本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并揭示了招赘婚嫁模式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嫁娶婚嫁模式促成生育率增长的全过程及其内在机理。文章因此认为通过变革婚嫁模式来继续降低农村较高的出生率应是中国世纪之交人口控制策略的优选方案，提出了在短期内大范围地实现婚嫁模式变革的可行措施。     

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研究了严格生育控制下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嫁娶婚姻的生育行为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倾向 ,而招赘婚姻的生育行为则不存在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招赘婚姻的流行显著降低了当地的男孩偏好水平。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农村降低男孩偏好水平、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儿子与女儿：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

本文应用湖北松滋的调查数据 ,研究中国农村子女的性别与婚姻形式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子女的性别和婚姻形式对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和家务帮助的可能性有显著的影响 ,但对提供农活帮助的可能性没有影响。据此 ,本文发现在松滋这样一个历史上嫁娶和招赘婚姻都被广为接受和实行的地区 ,女儿和儿子、嫁娶婚姻夫妻和招赘婚姻夫妻的养老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对解决农村社会与老年保障和男孩偏好相关问题的积极意义。     

再论出生性别比若干问题

作者在完成了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之后，又对出生性别比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指出出生性别比在排除性别选择条件下，是很少受社会因素变化而变化的指标。同时提醒人们，出生性别比不是专门度量性别偏好强弱的指标，出生性别比偏高与生育率下降速度无相关关系，并认为，生男生女是性别之分，不是质与量之分等     

中国农村招赘式婚姻决定因素的比较研究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嫁娶和招赘两种婚姻形式。由于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因素的影响,在农村中嫁娶式婚姻占绝对主导地位,而招赘式婚姻则非常少见。本文利用陕西省略阳县和三原县的调查数据,对于应时性和制度性两种类型的招赘式婚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利用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研究与出生性别比相关的几个问题,结果表明,外来妇女生育对广东省出生性别比失调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受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强烈"性别偏好"的双重挤压,是通过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导致城乡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文化滞后",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化发展并不必然促使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

文章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4种区域类型。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

从“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三个要素分析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 ,首先 ,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 ;其次 ,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 ;同时 ,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这三要素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着作用 ,因此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工作必须从这三要素入手 ,同时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     

农村独女户男孩偏好转化研究——基于湖北部分县市的抽样调查

在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湖北农村的独女户群体依然保持一定规模但其男性偏好呈现弱化走势,本文通过比较独女户群体和有几户群体在基本生存状况、生育意愿、性别平等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来分析“独女户”这种家庭结构的选择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的制约,以期为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制定做出有益探索。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冲突与协调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内在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动因是大量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存在的“男孩偏好”,本质则是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女性权益没有制度保障的折射和体现。     

城镇化效应与生育性别偏好

文章在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基础上,探讨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提出通过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城镇化)和城市向农村的制度引进、特别是婚居模式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引进,来改善影响生育性别偏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行标本兼治。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女性地位低的层级推演——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背后隐象的探析

目前学术界对出生性别比偏高原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出生婴儿性别次序先后与下一孩次性别关系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和女婴存在漏报、瞒报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本文在对三大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先从生物学、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技术三个方面,而后从性别偏好,最后从女性地位低这三级递进的层次,推演和探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从而明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终极原因在于女性地位低这一事实。并努力从女性地位、男性偏好以及出生性别比三者关系上构造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确保201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的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逐年上升、且偏离正常值的变动趋势,简单总结了学术界对此现象的原因分析。据此从长期治本、短期治标两方面,提出了7条具体建议,为确保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201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的目标尽微薄之力。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制度因素分析

从目前来看 ,出生性别比原因分析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方面是直接原因 ,包括统计上的漏报、不报和瞒报 ,胎儿性别选择现象的存在和女婴死亡率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原因。包括传统的宗法观念 ,现有生产水平对性别偏好的制约 ,及传统养老模式对性别偏好的强化。虽然 ,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到个体的价值观念的影响 ,但是社会制度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制度因素通过个体的文化因素而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主要从制度角度分析 ,为何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为何人们有性别偏好。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中 ,社会…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