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道场忏法》成书考

《慈悲道场忏法》中的不少语段、词语用法等多见于梁武帝《东都发愿文》等文章，而且，书中又大量汲取了《净住子》的用语、内容与套子式行文。由此可推断：《慈悲道场忏法》应为梁武帝及其统治下的皇室成员及陈真观等人所撰或所改编。     

佛教“口业”观念与中国古代文人的语言自忏——以“绮语”和“净”为中心

佛教的口业观念中,“绮语”是修行所忌的严重罪业,自南朝始文人就常依此自忏语言之过;“净”是佛教重要的道德目标和审美理想,文章首次提出并讨论了“净”作为美学文论范畴的相关问题。“净”作为佛教思想影响下文人语言的标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与“绮语”概念一起影响并约束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构成了对绮靡虚丽文风的反动。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见《慈悲道场忏法》考释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慈悲道场忏法》应为《慈悲道场忏法》第二、七、八、九卷。《慈悲道场忏法》在黑水城地区流行不同的版本。汉文《慈悲道场忏法》只是其中流行的一个本子,至于版本的年代,无从推知。但是从文书版式、字体和内容来看,似乎为元代的版本。《黑水城文书中》的汉文《慈悲道场忏法》至元四年(1267年)以后传入该地的。     

乐府歌诗《相逢行》东晋南朝演变考

东晋南朝,文人争相仿作乐府古题《相逢行》,内容既有对前代的继承,更有诸多新变。刘宋刘铄从中选取六句自创新题《三妇艳》,后代齐梁陈文人大量创作;至梁代,文人再创新题《中妇织流黄》,乐府旧题得以再现活力。从《相逢行》到《中妇织流黄》歌诗的发展流变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东晋南朝文人歌诗创作中存在的男性角色弱化、女性人物强化倾向,这一倾向与其表演性特色有密切关系。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南朝诔文演进及撰作探析

诔文兴盛于汉代,历经魏、晋以迄南朝,渐呈衰微之势。南朝诔文继承了汉魏晋以来诔文重抒情、求审美的传统,抒发个体主观性情更为深刻突出,行文高度骈化,藻采纷呈,用典繁密,音律协畅,对偶精工,与时文风气完全相合。南朝文人过于强调诔文的审美价值,相应地,其实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集记载

在前四史的记载中 ,史臣对文人作品的注意并不多。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有关文人别集的记载呈现出由浅到深、由少到多、日趋具体的变化过程 ,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促进了文集的辑结和流传。正史中《文学传》的设立有机地改变了史学的体例和结构 ,其中史臣对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有一个从史学向文学的明显转变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南朝文人的诗歌由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狭小,多抒写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加上一部分文人特别注重形式,讲求绮丽、用典、对仗、声律,因而,南朝的文人诗歌和辞赋、散文一道,被人们视为“贵族的文学”。其实,这只不过是南朝文人诗歌的一个方面。在南朝,民间歌舞特别兴盛,“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由于南朝民歌婉转、柔媚、妖艳,很适合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因而,南朝的民间歌舞便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流传于朱门紫户的九曲迴廊。受当时民歌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南朝的文人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便不断地从当时的民歌中汲取营养,由此而形成了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同源说

在福建福清市近期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香空宝忏》可谓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内容丰富,而且保存完好,内容完整,其中的15条忏悔文均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最早传播者,史书记载为呼禄法师。笔者此前推测“呼禄”为回鹘语■（吉祥）的音译,意在说明福建摩尼教由回鹘高僧传入,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内容竟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高度一致,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的嫡传系。     

元散曲中的鸦意象

元散曲中的鸦意象与其他时代相比,除了具有传统的思归的指向外,还具备了新的内涵:元代文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怅然追怀以及文人们怀古之情的寄托。这是由于元代特有的压抑的文化环境以及文人窘迫、悲剧性的心态造成的。     

陶弘景对文学的影响

陶弘景是南朝著名道士、学者和文学家,他的学识、品行、风度等对文学的影响丰富而深刻：陶弘景作为道教宗师,通过与当时文人的交往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及文学创作;他所流传的著作特别是搜集整理的道教经典《真诰》在后代文人中广泛流传,成为他们创作取材的重要源泉;由他所开创的道教上清派茅山宗对后世文人生活与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     

“南朝词臣北朝客”——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公元6世纪末叶,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的两次政治军事斗争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其中,柳!等后梁文人的入关,继王褒、庾信等人之后再次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优势地位,成为南北文学合流的重要一环。而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参与学术文化活动,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江总则以其南北流寓的悲剧命运、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成为六朝文人在后代的典型记忆。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运动,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     

徐晋如《禅心剑气相思骨》《忏慧堂集》出版

我校文学院青年教师徐晋如博士的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及《忏慧堂集》近期分别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海南出版社出版,二书均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取得一定的社会影响。     

简论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简论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张松辉佛教虽然在东汉时期已传人中国，但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却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王说说：＇＂囊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答桓玄难》）到了东晋南朝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许多文人与...     

《文心雕龙》与吴地文学

刘勰的《文心雕龙》有着深厚的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吴地文化是其重要的文化底蕴.这与刘勰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吴文化圈域内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的吴地文化烙印突出体现在刘勰对南朝文学的浓厚兴趣.刘勰认为,南朝文学整体特色是“新巧”,这一时期家族文学繁盛.这一评价是历史上较早对吴地文学甚至吴文化作出的理论概括.对于吴文化的代表人物陆机其人其作,刘勰也有较多关注.《文心雕龙》就是对《文赋》的继承和发展.     

《玉台新咏》所录《行路难》考述——兼论《行路难》的流传演变情况

《玉台新咏》收录南朝时文人拟《行路难》诗共九首,在题材上均与女性有关,主要反映了女性的生活遭遇和情感,在形式上以七言为主。作为最初流传在民间的歌谣,《行路难》在产生之初顾名思义是感叹道路难行之意,并非挽歌,在经过袁山松的改造之后才作为挽歌在南朝广泛流传。鲍照是《行路难》发展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拟《行路难》组诗中既保留有挽歌的影子,又对《行路难》在题材与风格上进行了拓展,率先将女性题材融入《行路难》之中,用绮靡的笔调与华丽的词采来抒写女性的悲哀;此外,鲍照《行路难》中那些"发唱惊挺"的篇章则被唐代李白、骆宾王与王昌龄等人所继承。     

《新唐书·李贺传》与《李贺小传》比较——兼谈史传与文学传记之差异

文人单篇传记是正史列传的重要史源,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尽相同。《新唐书·李贺传》与李商隐《李贺小传》两文,不仅在对李贺生平事迹的选择方面有差别,而且在叙事的显晦、情感色彩的强弱、叙事层次的运用、论诗手法等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通过两文对照研究,可管窥史传与文人传记之差异。     

本期导读

时光荏苒,当我们还沉浸在对2014年的依依惜别之时。2015年已经匆匆赶到了。本期"北京学研究"栏目刊发的万安伦《论幽州城的文化地位》一文,通过分析唐代文人关于幽州城的文学想象、文学描摹和文学活动,透视出幽州城在唐代及以后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王熹的《明清顺天府附郭宛平县方志几个问题的辨证——兼与郗志群教授商榷》一文,针对当下顺天府《宛署杂记》与《宛平县志》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