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乡村的非政府势力初探

在南宋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各种非政府势力,从其表现和形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来看,乡间事务繁多,政府力量相对薄弱,乡居富贵之家的势力有时几乎超过了官府;传统的宗法社会强调宗族、村落等组织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而处于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半官方势力调节能力有所削弱;当时民间社会的世俗化、功利化与儒家社会理想的冲突导致官员施政的尴尬,都成为了非政府势力介入乡村事务的条件.     

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

宋代乡村精英中的富民热衷兴办义学、义塾、书院等教育设施,并采取各种方式资助、参与兴学活动。富民通过兴办教育设施,来教化民众,对于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控制作用。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官民合办:南宋时期湖南乡村社会保障事业初探

南宋时期,移民文化,尤其是湖湘学成为湖南的核心文化。到南宋后期,在湖湘学派及其同道朱门弟子的积极推动下,在深受湖湘学影响的地方大族的积极响应下,湖南一些地区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湖湘学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南宋后期湖南地方精英的兴起和公共领域的出现。     

唐代富民阶层的崛起与乡村控制的变迁

唐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从身份等级制向贫富分层转化,并产生了一批富民。富民阶层的崛起既是唐代制度变革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新制度的产生。我国古代乡里组织的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即是富民阶层兴起后乡村控制变迁的一种调适。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一方面,期日市和常设市日益成为集市活动的重要形式,表明市场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反映出集市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以集市网络为载体的农村初级市场快速成长,进而引发农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但南宋农村集市贸易的兴盛,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的一种自我调节,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

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学者们,本着重事功、讲实际的思想,立足现实,针砭时弊,反对“抑末厚本”,主张“农商并重”,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鼓吹富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作用,提倡保护富人,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种种措施,从而实现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而国强、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他们的思想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适应南宋两浙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至今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发展高等教育与兴黔富民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兴黔富民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开发,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在于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去发展贵州高等教育。     

南宋古文选本中的文章学思想

南宋六种古文选本《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妙绝古今》《古文集成》《文章轨范》,秉持与程式化的应试“时文”不同的文章理念,选编历代散体文章中的名篇,唐代主要选韩、柳文,宋代以欧、苏、曾、王之文和理学家文章为主。这些选本和批语直接酝酿了“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史概念,确认了一批经典作家和作品,表述了南宋文章家对文章之立意、结构、文势、“曲折变态”之法、“活法圆转”的理解和提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的新发展

人民群众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和政策亲切地称之为"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一思想及其相关政策,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国家的性质,体现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目的,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的新发展。     

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

本文详述了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情况及其特点.     

南宋明州楼钥家族与佛教

南宋时期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占据着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势，名门望族汇聚于此，楼氏即为当地最重要的家族之一。有关楼氏家族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楼氏家族的兴起、家族的联姻与地方社会等方面，     

论南宋乾淳之际理学的发展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是理学传播的黄金时期,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其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作为非主流派的学术与政治地位使理学得以从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完善了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宋濂洛的叙事与故事

虽然后世认为朱熹是周程授受问题的提出者,但南宋士人在文本的阅读中,得出二程之学来自濂溪的说法并不少见。相比之下,朱熹的濂洛叙事最为系统,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论及濂洛师承相传的话题,又通过构造周程文本相似现象的联结来建立濂洛之间的思想接续,并以再文本化的方式,重新勾勒濂溪之学“以象论学”的奥义。通过在府学、县学修建濂溪祠堂与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堂,南宋士人的濂洛叙事落实为具体的社会行动。濂溪祠堂与三先生祠堂固定了濂洛传承的叙事模式,祠堂中主祀与配祀的关系使得濂洛道统获得了实体的形象。作为道统传承的象征,濂溪祠堂或周程三先生祠堂是一篇神圣的文本,人们利用各种共同的仪式实践来维持并强化濂洛道统的认同感。乾淳以后,“濂洛”作为重要的关键词,其意义在不同人、不同语境的使用之中呈现出来。随着朱熹进入濂洛的编码体系,“隆道统”的仪式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涉及象征体系中的程张座次排列时,序列化的诉求以及说明其中的理据经常出现在时人的讨论之中。不过,一直到元明时期,濂洛关闽的序列才成形,并最终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影响至今。     

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自中唐以降至两宋,国家权威朝向乡间渗透的趋势极为明显。在国家举措的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乡村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凸显出国家公权力在基层乡村的话语表现欲望;纲常教化观念的传布与渗入,则是另一渠道的表现。就两宋而言,这一渗透的深度是有限的,但却与唐宋社会发展变革诸因素密切相连,对赵宋国家和基层乡村社会影响深远。     

南宋银绢关系的演变与白银货币化

本文从南宋初期的商品货币关系中,选取拥有广阔市场、曾经充当币材的绢帛作为参照,勾勒了白银与绢帛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变化的历史进程,探讨了南宋绍兴中叶至乾道间出现的”以银代绢”、"以银买绢”现象及其反映的白银货币化意义.提出了南宋初"以银代绢”、"以银买绢”现象出现之时,即是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之日的观点.     

试析南宋民办书院与乡先生

民办书院占南宋书院的多数,乡先生开门授徒,应聘教馆,已普遍存在.古已有之的“乡先生”的教书职业化,身份平民化了.这种进步的变异,在江西表现得很明显.民办书院有多种式样,乡先生出身贫寒,教生徒,得“束修”,或以此终生,或奋力再考,挤上仕途.他们传授经史,诠释儒学,践行道义,表率后辈,在培养人才、发展教育、普及文化中做出了...     

南宋宰相梁克家与陈俊卿关系探析

南宋孝宗朝前后共有宰相十七人,宰相似走马观花般频繁更换.在这众多宰相中,梁克家与陈俊卿任期相对较长且二人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主守派,二人既是政治上的盟友,在私交上又互为儿女亲家:梁克家子梁亿娶陈俊卿女,陈俊卿子陈宓娶梁克家女.其中梁克家先后两次任宰相共五年有余,仅次于王淮,任期位居孝宗朝宰相第二位.对两位宰相的关系进行研究,有益于进一步理解孝宗朝政局的纷繁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