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地理与青海古代游牧社会的历史演进

在青藏高原区域史研究领域,青海游牧社会的生成、演进是一个重要而持久的课题。而地理区位决定了青海游牧社会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对游牧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必须将青海游牧社会的历史演进置于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分析其在这一大背景下所处的位置。     

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游牧社会与物种多样性保护——新疆普氏野马野放个案研究

文章通过国家在准噶尔盆地实施的野马野放工程，探究了在物种多样性保护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初步认为，如果该项工程排除当地牧民社会的参与或忽视其利益，必将影响工程的顺利实施与野放目标的实现。     

移动的游牧社会组织功能及实践意义——以哈萨克族阿吾勒为例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随季节有规律的移动来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移动性是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也是形成游牧社会组织的基础.以哈萨克族的基层游牧社会组织阿吾勒为例,探讨阿吾勒的含义、存在基础、功能以及实践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质疑阿吾勒解体或消失的说法.研究证实,阿吾勒仍在组织和管理游牧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此外,在新形势下,阿吾勒还具有缓解和消除游牧社会内部矛盾的实践意义.     

游牧势力在塔里木盆地的角逐及其对交通的影响——以柔然、吐谷浑、高车、(口厌)哒为中心

5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柔然、吐谷浑、高车、(口厌)哒等游牧势力先后深入塔里木盆地,并在此展开激烈角逐,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柔然势力波及塔里木盆地;柔然在塔里木盆地势力的暂时削弱与吐谷浑势力的一度进入;柔然独霸塔里木盆地,高车、柔然、(口厌)哒、吐谷浑势力在塔里木盆地的激烈角逐.塔里木盆地的交通状况随游牧势力的角逐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与在此角逐的各势力的强弱密切相关,也是游牧势力在塔里木盆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游牧部族迁徙与其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系——以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为例

汉唐时期,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游牧部族相继入主漠北草原而后迁离,使得蒙古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游牧部族不仅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变更,在社会组织形态上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迁入、迁离漠北草原的活动相应,这些游牧部族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为草原部落大联盟,再到联盟体彻底溃散的变化过程。     

北方草原游牧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基本经验——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伟大成就

北方草原古族经过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同其他人群分离之后,创造了与自然生态存在相适应的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文化,走过一条大传承小曲折的发展之路。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取得本质认识的＂天人合一＂观念,深刻反映了人类的生产规模必须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平衡才能使生产得到适度扩张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规律。生产水平发展到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时,人们必须遵照这一规律的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对自身和自然资源做＂固本培元＂的工作,改革自己的生产行为和生产模式,提高自然资源、自然生态的质量,使二者的力量对比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平衡。     

组织政治参与与公民社会构建

组织政治参与的出现,使公民政治参与进入高级阶段,对塑造我国公民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当前我国组织政治参与还不成熟,能力还有限,应主动采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种手段和方式积极加以建构。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以往的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大多数人的权益,但随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传统的社会政策遭遇了许多挑战,必须增强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以关注更多的个体或少数群体。在社会政策包容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努力关注更多不同群体的权益,重视底层群体及弱势群体的赋权,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     

50～70年代小说中的城乡风景再发现

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中,由于对劳动因素的过分强调,作家对于风景的取舍与描画,都呈现出浓郁的时代特征和美学趣旨,在形成欢快激昂的审美风格和"崇高"意味的同时,也导致了风景审美的诸多疏失。     

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园林艺术的影响

从文化和社会两大方面分析我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与我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尤其是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特有的山水思想。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社会资本与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

导致政府失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期望它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成为关键。通过建立社会声誉机制、社会激励机制以及对话会晤协商机制可以逐渐构建起政府信任体系。     

团结亲爱·嘉惠灾黎·告慰同乡：河南旅沪同乡会的事业（1930—1950）

近代以来,上海这一移民城市中,兴起了大量同乡组织,其中河南籍移民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自清末民初始,河南旅沪同乡相继成立了各类同乡组织,在原籍日益严重的危机中,河南旅沪同乡会于1930年成立。它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场所,确立了活动宗旨,以团结帮助同乡、赈济家乡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并在逐步融入上海城市的进程中,保持了上海与家乡的桥梁地位,为家乡的发展尽着自己的努力。不过,虽然它为自身的生存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但因没有稳定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河南作为家乡的破败,其事业的发挥亦不稳定,最终走向解散。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

纵观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个曲折进程———自觉不自觉地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尤其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问题———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中体现自己的特色,实现自己的创新。为了能展示这一特点,本文想通过以下四个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来加以证实,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动论。     

赦令与汉代政治的良性运行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汉代辟谣与舆论危机应对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从"处士"到"议士":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路径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