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界面临的形势和哲学工作的改革——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孙伯(钅癸)同志在“哲学与改革”讨论会上的报告

一、哲学界目前面临的状况:目前国内哲学界面临的状况总的来说是形势较好,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讲形势较好主要是说文革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哲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与文革前相比有较大的发展。文革以前,全国高等学校中有哲学专业的十四个,到去年已发展到三十多个,在校本科生七千三百多人,硕士研究生四百多人,博士研究生五人,合起来共七千八百多人,加上前几年已经毕业的,已经超过一万人。教师队伍一千三百多     

人缘是你的养老金

老李在公司服务近二十年了,是一步—个脚印,才慢慢爬升到目前主管职位的。新进员工个个学历傲人,不是硕士,就是博士,薪水领得多,职位也比他高,但是做起事来,可不见得比他们这些“资深”员工行。老李大不服气,不知不觉以“资深”自居,总是问：“是你该配合我,还是我该配合你？”结果老朋友、新朋友一个个远离他,使他的人缘“宕”到最低点,工作起来也越发力不从心。     

自觉地背上十字架

最近在网上读到摩罗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致郭铁成先生忏悔书》。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不仅仅是那些在“文革”中犯下罪行的人需要忏悔,就是那些仅经历过“文革”末期甚至未经历过“文革”的我们青年人也需要忏悔。因为我们青年虽然并没有亲手犯下罪行,但我们是中国人中的一分子,我们与前人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摩罗说,二战后德国对它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忏悔,但这反思、忏悔并不是由当年大屠杀的亲手制造者来完成的,而是由后人来完成的。同样,我们也应该自觉地承担起替前人反思、忏悔的责任。读完摩罗的文章,…     

“十七年文学”是非得失谈

如何公正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成就,是当今理论界客观存在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代理论工作者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几经起伏和变化。“文革”前多为满堂喝彩;“文革”中则是一概横扫;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恢复名誉,评价甚高;进入80年代后不少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对“十七年文学”多持批评态度。为何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评价竟会如此翻来复去、起伏不定、褒贬悬殊?这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规律吗?这是中国当代文坛独有现象吗?这与评论家自身的政治素…     

人权意识举要

<正> 人权问题的由来 人权问题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平等自由一类说法,但不是现代意义上说的人权的含义。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在他的《对话集—法律篇》中说的法律的“公正”、“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他的《伦理学》中说的“法律视各人平等”、《政治学》中说的“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25、31、52页),在奴隶只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不作为人的奴隶社会,他们说的所谓“公正”、“幸福”、“平等”、“同等权利”只不过是奴隶主、自由民     

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机关后勤改革

一、更新观念，提高对机关后勤工作改革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一定要有一批人搞后勤工作。这些人要甘当无名英雄，勤勤恳恳，热心为大家服务．”同时强调“要让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后勤工作“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机关后勤工作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党政机构改革的需要，就面临着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要牢固地树立坚持为机关服务的宗旨。长期以来，机关后勤部门担负着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生活服务任务，在保障机关职能活动开展，改善机关工作和职工生活条件，稳定机关…     

“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1968年7月底进驻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重大事件之一,并且标志着文革初期的重大转折。本文结合清华工宣队的个案情况,评述下列有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背景1967年4月,清华大学文革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串联会(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如何看待文革中暂时失落的广大干部和如何从事文革运动等,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于次年4月下旬开始了长达百日的大武斗,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由…     

我国心理学界对青少年理想的研究

一、概况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对青少年理想的研究,“文革”前不多见,“文革”中是空白,“文革”后才逐渐增多起来。究其原因,“文革”前并未引起重视。“文革”中人们思想混乱,心理学也被打成“伪科学”,谈不到研究。“文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校教育要求心理学工作者必须回答我国青少年理想的现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重点课题评审会最近在京召开

1992年5月12—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重点规划课题和1992年度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评审会在北京召开,18个学科的专家评委260多人出席了会议。 从全国情况看,今年的申报课题,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申报量大,全国共收到5400多份申请书(其中国家“八五”重点课题1796份),比历年都多,课题申报质量也比较高;二是覆盖面广,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都报有课题;三是科研课题的方向更为明确,突出了主攻方向。经专家评审,已评出国家“八五”重点课题270多项,     

“五官科”、“八大处”及其它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久不通音讯的两个老相识在公共汽车上不期而遇,甲问乙现在哪个部门工作,乙回答说:“五官科”。甲莫名其妙:“你又不是学医的,怎么改行到了五官科?”乙解释道:“不是医院的五官科,是我所在的科室,一共六个人,设一个正科长,四个副科长,五个人领导我一个兵,所以群众戏称之为‘五官科’。”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反映的却是生活中的真实现象。因为在我们身边,类拟“五官科”这种机构越简越繁、人员越减越多的现象并不是绝无权有的。据《人民日报》披露,某机关有这样一个处,在精简中千方百计“翻牌子”、“变戏法”,最后变成了八个处,被群众称之为“八大处”。还有某省一个部的一个处,共有十九个人,除了一个正处长外,居然又任命了十八个副处长。这十九个正副处长,到底怎么进行工作呢?真叫人不可理解。     

“文革”群众权力争逐的典型例证——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了全国性的夺权斗争阶段。根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各单位(或部门)和各地区按照“三结合”原则(即由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1966年12月经过上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     

内蒙古盟制纵横谈

1988年底,我国的省和自治区设有119个行政公署,它所指导工作的地域范围,过去称为“专区”。专区最早设于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沿用到1975年。1975年之后,改称“地区”,一般包括若干个县、市。地区行政公署是省和自治区的派出机关,不是一级政权。 内蒙古的“盟”与其它省、自治区的“地区”是否相同?盟是一级行政实体还是行政区域单位?如果相当于“地区”,为什么在称谓上独称之为“盟”?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今天,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企望对实际工作有微薄之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几个侧面看韩复榘其人其事

<正> 抗战前,韩复榘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他统治山东达七八年之久(1930年9月—1938年1月),在山东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外号:“山东土皇帝”和“韩青天”。由于过去山东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一些真真假假的传说、笑话、蠢事,以致将他弄成一个“大花脸”,在群众中甚至一些上层人士中留下一个头脑简单、鲁莽可笑的形象。这不是真实的韩复榘。那么怎样认识韩复榘这个人?本文拟从以下几个侧面谈点看法。     

大庆油田“十年稳产”的政治保证

当“十年稳产”刚刚踏出第一步时,党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革”这场灾难,使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不断排除右倾思想干扰,使实现油田“十年稳产”的胜利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庆油田彻底否定“文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油田党委一是发动群众开展“三大讲”,即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体会。二是立足于着眼绝大多数,教育绝大多数、转化绝大多数,团结绝大多数,开好“说清楚”座谈会,查清与“四人     

“时代与人学”笔谈——我国15年人学研究评论

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学研究,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1980—1984年,重点讨论“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 1977—1980年,“伤痕文学”的崛起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促使人们反思我国历史和现实,在反思中,人们发现了“人”。由此便促发了1980年我国哲学界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首先集中表现在注意人性问题,把人性论作为反思“文革”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工具。许多同志把批评矛头直接对准将人性等于阶级性并过分强调人的阶级性的观点。由     

“帕金森现象”与“对等对口论”

英国有位名叫帕金森的行政学者,在五十年代末曾写过《帕金森定律及有关行政的研究》一书,其中有三个饶有风趣的观点:每个行政主管都喜欢增加自己的部属,因而不论实际所做的工作量有多少,机关人员每年要增加5.6％;委员会的组织必然愈来愈庞大,等到超过二十一人时,就毫无效率可言;一个行政机关的内部日趋腐败,而机关的外部建筑则日趋华丽,所以一看到华丽的建筑,就可以推测机关正在腐败。因为帕金森把当时英国行政机构中诸如此类的现象给予如此诙谐的概括,所以开初人们并不认为此书是研究行政学理论的,而是一本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讽刺小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却成了风靡一时的《帕金森定律》,并且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党政部门的关注。“帕金森定律”是有趣的和令人深思的;它为中国舆论所瞩目,乃是因为中国现行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特别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同样存在着某些“帕金森现象”。     

为部分机关、事业单位逐步与财政“断奶”创造宽松的环境

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和国务院有关机构改革的精神,今后我区必然陆续有一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转变职能,兴办经济实体,逐步与财政脱钩、“断奶”,这无疑于国家、于社会、于单位都有利。既可以从党政序列中减少部分机构人员,为“小机关、大服务”摸索新的经验,又可以为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走出一条新的路子。财政部门应当为机关、事业单位逐步与财政脱钩、“断奶”创造良好的、宽松     

秦汉“都亭”考略

(一)要明白秦汉“都亭”的含义,有必要先从这时的“亭”的含义与性质说起。关于秦汉时期的“亭”,今人王毓铨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写了《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所说“大率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亭”之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所谓“十里一亭”的“里”,不是指“乡里”组织的里,而是指十里的距离。因此,“亭”不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至于“十亭一乡”的话,则是在把“亭”当作地方行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基础上按照十进制推演出来的说法,故同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所说的“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的话矛盾。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系统说的梗概。那么,汉代的“亭”是什么性质的结构呢?王先生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官仪》说“亭”是“司奸盗”的机构及《晋书·贺循传》说汉代的“亭”有“防禁切密”的职能等,从而认为汉代的“亭”主要是监督劳动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机构。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我在阅读秦汉史籍时,往往以王先生之说验之,深感其说不诬。及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几次提到秦时在城市中设有“亭”,则“亭”显然非十个“乡里”组织之“里”设置一个;且简文中谓“亭”有“亭校长”、“求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