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事件·生命：语言论之后的三种转向

语言论发展至今，在国际前沿逐渐出现了三种新的思想转向趋势。其一是思辨转向，它发起对语言任意性原则的挑战，破除以语言等为标志的“相关主义”思路，而主张对实在进行思辨，迎合着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科幻研究方向。其二是事件转向，它质疑语言差别性原则，融合后结构主义，立足事件思想这一新的观察角度，引出了新叙事学与新媒介研究。其三是生命转向，它更为深入地从语言的发生性维度出发，在清理语言论中神秘的拟人化残余的前提下，重构语言的发生机制，激活了生命政治、动物研究与后人类研究。这三种转向虽针锋相对形成彼此论争关系并纵深递进，但都在严谨的批判意义上标示了语言论之后的学理取径，而相应地提供了建立在反思语言论基础上的后理论的主要议题，成为我国文论积极考虑转化性创造的选择前提。     

论余华小说中生命意义的消解

余华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苦难与生命这两个永恒性的话题，但是他却没能把苦难转换为力量，而是以一种软弱的姿态进行回避。转型后的余华关注的问题更为深刻，同时也更为圆滑。他避免了与苦难的正面交锋，以减轻苦难带来的痛苦。但是同时与挑战苦难失之交臂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命意义的消解。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转向──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反现代化思潮。它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在中国经历了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随时代背景的变化作理论的调整，其中一次重大转折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政治的进路转向文化的进路、面向西学转向回归传统、进化论转向退化论、外王事功转向道德心性之学。这一次转向在总体上是一次倒退，但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也有认识的深化。     

文化的生态转向探讨

文化的本质在于对人的规定及教化,它具有保守固化和超越革新的双重特性。文化的生态转向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存方式上融入生态思维和生态理念,并在生存意义上确立生态价值观。文化的生态转向建基于对工业文化的非生态性的反思,是一种文化自觉,是人为了追求更为完善和全面的发展而产生的人化需求与利益驱动所致。文化生态转向的最终结果是要实现自觉文化的自在化,以自觉文化的反思品格与愿景建构引领文化发展,从而使整个文化不断融入生态思维和生态内容;在作用路径上,它一方面表现为自觉文化不断地从以往的自在文化中寻求生态资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自觉文化不断地转化为自在文化。文化的生态转向将以和谐、友好、共赢的关系来建构人的生存方式,改变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状况,使个体从一种自我的、利己的、单向的满足,向和谐、完善的多向度发展转型。     

形式的复活:改写理论视野下林译小说赏析

翻译文化操控学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改写理论视角来看,晚清翻译家林纾典雅流畅的作品实质上是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对原作的一种改写。他的翻译小说中存在不少"误译",并因此饱受争议,但这往往是其刻意所为,是他在文化因素的制约下对原作做出的赋予其来世生命的调整。     

“还自然之魅”与“生命文化”的复兴

在现代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背景下,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还自然之魅"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主张。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为自然"复魅"并不是重新把自然"神化",而是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讲也就是"生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文学是一种典型的植根于自然的"生命文化"样式,在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生态文明转向和自然"复魅"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文化是现代文化深化的特定阶段——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分期标准的研究

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区分标准，理论界大多默认理性，而当代理论界又把理性和反理性作为后现代文化分期的标准。同一理性两次充当分期标准是不合适的。通过考察，我们发现，理性标准有其历史根源，但理性标准的缺陷也在历吏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在此，我们提出用世界观转向标准替代理性标准．两种标准总体是一致的，但随着社会发展，世界观转向标准变得更为清晰，而理性标准却越来越模糊。如果采用世界观转向作为现代和传统文化的分期标准，可以发现后现代文化其实只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也就能解决后现代文化的归属问题。     

沈从文文化批评中的分裂性特征

沈从文文化批评的目的是试图在"古典"和"现代"之外寻求一个第三点来构筑他的文化理想。这样的文化理想不是任何凝固、僵滞的模式,而是要体现出生命的鲜活和流动。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这个第三点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40年代,他转向了"抽象的抒情"。这一转向表明他所用来表达其文化观念的自我、静观、自然、人性、神性等等范畴的内在分裂。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的逻辑审视与特点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经济大潮引领的经济意识形态渗入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人们的视野由宏观转向微观，电影、电视等新兴媒介所构成的大众文化占据主流，人们的生活在一种时尚潮流的指引下，开始了平面化的精神追求。这种平面化具体表现为精英意识形态的萎缩和诸多价值观念的解体。人们进入了一种以经济为中轴的大众狂欢。     

试论巴金的家园文化意识

在巴金百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家园文化意识始终是他进入现实生活和文学生活的精神源泉,也是他从事文化创造的生命支点。“家园”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指归,还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文化现象;“家园”所指不仅仅是“小家”———家庭,还是“大家”———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国一体,这一文化观念经由置换再造而灌注于巴金生命外化的文本世界。本文以巴金对于“家”、“国”及其内在关系的认识历程为行文线索,探究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对于家园文化现象的深刻认识和思想变迁。“家园”文化意识的探讨和反思将有助于促进新世纪文化建设的积极重建。     

西美尔论生命与作为文化形式的货币之间的冲突

西美尔作为生命哲学的代表哲学家重视我们最原初、最整体的和创造性的生命,他认为生命与其所创造出来的固化了形式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张力关系。货币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以自身的标准和规范同化了整个世界,从而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单一化和平均化等问题,使人们丧失了自身的主体精神和生命。西美尔试图用生命的自我拯救来重新获得生命与世界之间的统一关系,用生命内在之崇高及超越反抗现实中的沉沦。     

贾宝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身上表现出的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他不是以文化的创造者而自居,却以文化的罪人而自命,他的自轻自贱自贬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从文化成因上分析,贾宝玉的罪感心理是对君父思想的忏悔,希望以此来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这样的忏悔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他认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犯有“原罪”,他主动地担荷此罪而负重前行,故而使他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而罪感心理又使他获得了超越生命悲剧的内在力量。     

捍卫乡村的尊严——论台湾诗人吴晟的诗歌

台湾诗人吴晟的乡土诗中怀有浓厚的苍凉韵味，他抒写着乡村贫苦的人生形态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生命的悲剧，在对土地的尊重中发掘属于乡村的美德和价值，赋予乡村一种沉重、庄严与肃穆的精神风格。吴晟以乡村文化为知识系统，建构了现代独特的诗意生成方案和话语方式，他在乡村的土壤中展开诗意的想象。他围绕乡村的事物图谱，在亲情的氛围中，采用独语的方式，诉说生命的孤独与神圣。他的诗意营造重心是展现乡村中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和悲剧性的生存处境，并在二者张力中展开全部的话语层面。     

后殖民语境下《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

上个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使得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理解更为深刻、全面。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使者,译者在面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后殖民语境下分析《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对当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为乐三途——读李渔《闲情偶寄》有感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这种文化是“审美型”的文化，而不是以原罪为根源的宗教文化。古代中国文化，无论儒、道还是墨，无不重生而乐生。由对生命的肯定到对生生不息的赞美讴歌，这是根植于传统文化深层的生命哲学的体现。古人视天地宇宙为有生之宇宙，“天地之大德日生”，而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和谐。这种生命的和谐表现在情感之上即为“乐”。     

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特殊性

对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各国不同的发展路径,英国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可避免地文化转向,然而其文化转向的方式表现得更为复杂,文化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之间始终是一种互补的状态:一方面,文化被放置在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文学批评从文学内部的研究转向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编织到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文化因素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理解阶级等概念另一个新的立足点.这种新的思考方式也为重新理解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泛滥的文化主义倾向是有所警惕的,他们所要借鉴的是如何以更辩证的方式来分析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方东美生命美学建构的哲学基础

方东美是20世纪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传统的形上学的生生大德与现代西方哲学与关学(尤其是柏格森、怀特海)的思想相融汇,从“普遍生命”出发探讨生命哲学,建立了以生命为中心的审美价值本体论,并形成了较完整的生命美学体系.他的美学方法和研究题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从西方现代哲学思想中汲取的精华.方东美生命美学思想旨在创造一种含情契理、美善圆融的超然境界.     

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

在社会转型与范式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文艺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关于问题的问题。阐释学的问题意识表明任何一个解释者都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文学解释学对问题的首要性的认识则表现为对文学范式的高度关注和依赖。每一理解都是向文学对象提出问题,抛出问题,是理解主体(前理解)向对象的一种抛掷、投射和设计。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这是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对文化的转向做出新的更为合理的阐释。     

图像时代视觉主体性的重构——文艺与文化研究的视觉转向之哲学根源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文艺与文化研究领域经历了视觉转向,该转向标志着图像时代的来临。人们一般认为这一转向是科技革命带来的以图像的创造、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主要形式的电讯时代的必然趋势,但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一转向其实是人类文化对第一感官的悠久兴趣在电讯时代的一种强力复兴,更是西方主流哲学对始于柏拉图、成于笛卡尔的视觉主体性的反思、批判和重新构建。纵观西方思想史对视觉主体的思考,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凝视及其客体几经变化。柏拉图—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中,视觉主体对客体的"精神观照""本质观照"隐含着一种"理性之眼"和"暴力之光"的合谋。20世纪的哲学凝视逐渐转向视觉主体本身,讨论了"被人观看""相互观看""被意识形态观看""被权力观看""伦理观看"等主客体间的视觉模式,涉及视觉权力、视觉伦理、视觉心理等层面的问题,揭示了视觉主体构建的种种模式:如视觉黑洞、镜像陷阱、镜面大厅、全景监狱、他者之面等。这些视觉主体性理论为文艺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觉转向奠定了哲学基础。     

当代西方文论的“伦理转向”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方当代文论尤其是法国理论、北美批评、精神分析、创伤理论等领域迎来了一场"伦理转向"。法国理论的伦理转向深受哲学家列维纳斯的影响,他的他异性伦理学促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以布斯和努斯鲍姆为代表的北美批评,则强调文学在塑造良好生活上的不可取代性。精神分析以齐泽克为代表,完成了一种结合拉康欲望伦理学和激进政治诉求的行动伦理学转向。创伤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盛,尤为关注创伤的治疗、见证和叙述,共同体创伤的文化建构等议题。"伦理转向"既与历史现实相关,也是对于形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思潮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