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

清代乾、嘉、道、咸时代的今文经学,在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方面对古文经学展开激烈攻击。在学术上,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三传、《尚书》、《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了大量论证。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今文经学在诸多方面均与汉代的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史记》人物传记中的"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对人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政治、理想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政治动荡为出发点,强调了三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这种从个体价值出发的思想超越了今文经学中“人副天数“的观念,成为“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     

从明代选本看《史记》文章元典地位的确立

从南宋到明代,受复古思想影响,《史记》逐渐进入古文选家的视野。作为古文的一部分,《史记》被列入文选经历了从重道到重文的历程。明代古文选家对《史记》的选录其实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对《史记》文体进行了全方位的辨析,这种辨体过程结合着对相应文体法则的细致探索,借助在选文顺序上的有意安排,树立了《史记》的文章学典范地位。受科举的影响,明代主要文学流派诸家和科举考官在提倡《史记》的同时,大都编著有专门的《史记》选评本以指导文法,使得《史记》成为科举师矩。受此影响,明代《史记》的文章学地位逐渐超越唐宋古文、《汉书》甚至《左传》,最终确立了文章元典的地位。     

试析《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述了《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和发展的影响。《史记》传记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对后代小说家影响深远;《史记》传记文学的艺术手段对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史记》记传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影响：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儒家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某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诸多有启示;盂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个文经学家所继承;盂子的某些学术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最后得出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人物的结论。     

钱玄同早年经学思想述论

钱玄同早年经学思想经历了由“颇宗今文”到“专宗今文”的发展过程。他接受今文经学思想既有个人因素也有时代历史原因,他的今文经学思想独具特色。今文经学思想在钱玄同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今文经学主张的怀疑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解放对钱玄同早年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促使钱玄同由国粹派走向《新青年》派,由复古走向疑古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其对韩国的影响

《史记》是中国古代和线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它不仅对中国的传记文学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韩国史书里也显示着深远的力量。如对高丽王朝金富轼所著韩国民族第一部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便是一个突出例证。《三国史记》在写作体例,表现手法,创作态度,评价人物方式等多方面都全面吸收了《史记》的特点和长处,另外,《史记》做为第一部传记文学在世界上同样具有巨大影响和先驱地位。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史记》文章风格——俊逸、郁勃略解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对于《史记》的文章风格,历代学者多有评价、概括,笔者在对《史记》文学语言特征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提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当概括为：俊逸、郁勃。     

唐前小说对《史记》体例与写作方法的接受

小说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小说演进的过程中,唐前为小说的萌芽和形成期,显示出史说同质的特点。《史记》被比喻为文学与历史的渊海,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考察唐前小说与《史记》的关系,《史记》所蕴含的丰富的小说因子被小说家所接受和借鉴,同时小说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并逐步转化为小说特有的体例和写作方法,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史记》的历史之“变”与历史之“常”

司马迁的宏著《史记》在行文中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变与常的观念。《史记》所讲的变有两层意思：一是反映事物自身运动趋势的变动,一是一事物改变另一事物的更改;而《史记》所言历史之常则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先秦时期的德经历了由政权转移的直接决定因素向无足轻重地位的转变,其自身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具有阶段性。这便是《史记》变中有常、常中有变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