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以北京市为例

针对当前维权抗争、群体性纠纷、集体泄愤以及网络炒作四类突出事件,北京市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应包括四个方面,即构建"大信访"避免从维权到抗争,开展"大调解"化解群体性纠纷,打造"大综治"预防集体泄愤事件,实行"大网管"掌控群体性事件新区域。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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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单位制时代社区治理的维权模式与行为分析

中国单位社会解体后,社区治理中的维权问题逐渐凸显。基于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将后单位制时代社区维权模式和行为特点分为个体为主、松散联合和集体维权三种主要类型。通过对某单位小区维权行为的个案研究,分析了集体维权模式成功的先决性条件、组织性条件、资源性条件、策略性条件、特殊性条件以及可能存在的缺点。后单位制时代,在集体维权的模式下,运用依法维权、理性维权、资源动员等行动策略时,应避免维权矛盾扩大化和过激化,这样才能确保维权效果的良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为公民身份而斗争: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政治学解释——以四川G镇的抗争事件为例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分析被征地农民抗争的新的解释视角。被征地农民的抗争促进了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生产出行动主义公民(activist citizen),并且众多的公民抗争行动还能借由逆向驯服能力促使政府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此种解释不仅有利于深化学术界关于农民维权抗争是否具有政治性的认识,而且展现出中国语境下公民身份发展的特殊图景。     

西方社会运动诉讼维权研究综述

诉讼是西方社会运动重要的维权策略,在西方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社会运动诉讼维权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条是"权利神话";另一条是"象征的或策略的",在这两条不同路径的统摄下,研究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社会运动诉讼维权研究围绕着诉讼本身及其结果与诉讼中律师的角色产生的争论;其次,本文回顾了西方社会运动诉讼维权的法律机会结构研究;最后,本文指出,随着中国抗争政治越来越多地走上法庭,学术界虽然开始关注抗争政治中的诉讼维权,但是目前的研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西方社会运动诉讼维权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论资源。     

从"学术契约"到"学术责任"——大学学术制度困境及范式超越

"学术契约"是基于相关主体间的履约而构建的一种强规范学术管理模式.目前观之,这一模式遭遇了制度性困境,呈现出学术制度导向的"内在致庸性"、学术责任泛化和学术行动集体无意识等弊病."学术责任"模式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基于对现行"学术契约"模式之流弊全面审查后的全新范式.其内核是致力于对学术个体的学术责任的"唤醒",倡导学术宽容主义,规避学术管理中的工具化思维,植入制度人文因子,回归学术作为"精神的志业",变革管理本位的学术评价机制.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锐词·锐新闻

正锐词邻避困境所谓"邻避"是指当地居民因担心建设包括垃圾焚烧处理厂、化工厂、殡仪馆等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同时采取强烈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随着群众对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维权意识普遍增强,"邻避"运动日渐增多,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热点问题,更被专家学者们看做是对国家现代化治理方式的考验和对制定出的公共政策优与劣的检验。     

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在农民维权事件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抵抗的组织性、政治性研究也随之深化。在现实层面上,此种取向有其必要性。然而,抗争是一个过程,在复杂的抗争之前,往往存在着原始的、简单的、农民自发产生的抗争方式。这些抗争手段是过往经验在农民记忆中的映射,出于自卫的本能,如自发形成的打砸、拦路、跪拜等等。作为行动上的表达,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也显现了一定的效用,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形成极端抗争事件;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村民以过往经验躲避灾祸,重构他们对行为的认知和意义。原始抗争方式的实施包涵了抵抗、延续和反思。     

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知行合一"与阳明的"行动美学"

阳明"知行合一"所强调的事上工夫,使其心学美学内在地导向了"行动美学",其主旨是突出艺术和美学的美育功能,甚至将美学等同于美育.     

农民维权的行为困境与路径抉择

农民权益屡遭挑战,农民上访总量逐年增长。在农民各类上访中,土地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在农民维权过程中,行动曲折的原因有二：其一,内在原因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权利意识增强之间的张力;其二,外在原因为政府的唯利性,尤其是官商之间的利益同盟。因此,成立农民维权组织已成为现实形势。     

应慎用"幸福指数"的概念

近两年来,在媒体和各级官员的话语中,频频出现"幸福指数"或类似的表达.其实,作为"舶来品"的"幸福指数",相当程度上正被众多的媒体和官员误读.幸福指数不可能替代GDP,幸福指数不等同于幸福感.为了避免幸福指数的运用走向异化,必须审慎看待幸福指数.幸福指数不应成为政绩指数,走向形式化和庸俗化.科学发展观是对唯GDP是重的片面发展观的胜利,应成为各级官员自觉的行动指导.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弱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拥有优势。在评述和借鉴农民维权抗争,特别是体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民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作为分析农民的维权抗争的基点,同时将关注焦点放在农民维权抗争的日常事件上,从而发现了农民的另一种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本研究论述了弱者所具有的隐性力量及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作为,即回答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从而对学界以往对弱者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修正。本文最后指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机制的研究对于社会管理与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新"小姐"经济

如同"战争,让女人走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经济活动亦不能将女人拒之门外.时下,冠以各种名称的"小姐"纷纷亮相,令人瞩目.新"小姐"经济与"美女经济"不同,"美女经济"的侧重点在"美",即外表出众,赏心悦目.而本文提到的"小姐",则是指那些看上去不一定很美,但能够灵活运用专业知识为特定消费群提供服务的女性,她们在商贸及许多领域的活动中具有独特作用.     

论法律上的"应当"

"应当"是法律科学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讨论法律上的"应当",首先应该关注法律上的"应当"与道德上的"应当"的关系问题.作为行为评价尺度,法律上的"应当"具有普遍的标准.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有;作为社会约束机制,法律上的"应当"具备合法的强制力量,而道德上的"应当"则不具备;作为不同的评价体系,二者可以同时发挥作用.法学上的"应当"也影响着法律上的"应当",二者是"使用"与"提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