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时尚再生产——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再考察

本文从权力与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的核心之一--时尚再生产理论进行考察。该理论基于以下两大主张：（1）时尚是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2）权力关系贯穿于时尚与流行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布迪厄指出，不论是生产场域还是消费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此为争夺合法性与卓越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时尚生产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权力斗争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或阶层间的对立，并以迂回的方式参加社会权力的合法化和再生产斗争。另一方面，消费场域即指阶级场域或支配阶级场域。消费者在该场域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分类斗争（阶级斗争）。权力关系直接反映了阶级关系。而且只有支配阶级才有权参加时尚与流行的再生产，中下阶层是无法加入此类卓越化游戏的，他们至多只能作为反衬而存在。反映统治阶级合法品味的时尚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符号暴力。     

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

社会工作场域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主要体现在职业和岗位两个层次上。照顾服务的女性化和社会工作作为照顾服务提供者的形象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而男性权力在社会工作场域中的再生产则是导致岗位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种隐蔽的性别不平等,而且因为这种不平等会妨碍社会工作推动性别平等的使命。为了消除性别隔离,笔者建议提升社会工作场域的性别意识;推动职业期望的去性别化,促进每个从业者的自我实现;重塑社会工作形象,吸引更多男性加入。     

“场域-惯习”视角下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阻力分析

专业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自1980年代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是在同原体制下、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的共生及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它在发展中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本文基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视角。试图分析阻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因素,以期为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探索性的理论参考和新的研究视角。     

完美的“ 铁笼”:规训“在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主体视角的柳溪村儿童学校教育考察

继“留守”之后,柳溪村的家长和孩子在择校的困境中,无奈地选择了寄宿制学校.学校场域中,规训化权力的深层运作无所不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规训技术”渗透和弥漫在教育场域的各个环节.这些宰制人的微观权力通过时间、空间、身体的控制,以及层级式监督、规范化裁决、考试检查、扣分制度等规训技术形式加以展现.全景敞视化的结构性监视与权力执行技术的规范性监督构成了寄宿制学校的双重规训机制.在规训的教育框架中,只能塑造出缺乏理性和创新精神的“驯顺的肉体”以及“听话的灵魂”.     

为何社会工作者流失率高？--职业场域视角下的解读

本文将社会工作者的高流失率现象置于社会工作场域建构进程中加以考察,并把其离职看作是社会工作者面对场域不足采取的保护性行动。要走向专业化发展,就要培育社会工作者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加强社会工作实践教育,并在社会工作行动中倡导实践者研究。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热”“冷”境遇及反思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我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且发展规模与日俱增，但发展质量和效益却不容乐观，究其缘由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问题，总体表现为“热”“冷”两重天、专业发展境遇不佳。本文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落实、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与认同、学校专业设置与投入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并提出了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几点设想。     

从入场、对话到合作:驻所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策略研究 ——基于上海市Y机构驻所社会工作实践

驻所社会工作者为监所涉罪青少年开展服务,是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降低违法(涉罪)青少年再犯罪率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驻所社会工作实践进程中会遇到不少挑战,也形成不少应对策略推进了实践的发展.围绕"驻所社会工作者是如何应对服务困境,以保证专业服务顺利开展"的问题,结合上海市驻所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以场域理论为...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对社会工作谋求专业合法性的思考

在政策的推广下,社工的合法性建设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本文将合法性建设置于场域—惯习理论下进行检视,并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惯习可追溯到男权制文化的建构,实际上是社会场域中的"男性资本"的要求。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受到场域的男性规则阻碍的同时,又在利用其改变自己在场域中的利益位置。笔者在文章中论述了攀附男性资本的发展只是自缚手脚,并提出建立"社会工作气质"。     

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社会工作介入

灾后重建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理念,其服务领域相当广泛,灾害援救和灾后重建是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领域之一。社会工作运用专业方法对灾民进行科学的需求评估,确保灾民作为灾区重建的主体性地位;针对庞大的社会救助资源,社会工作合理统筹、整合资源,充当计划执行的协调者角色;针对灾区社会结构的破坏,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重建社会结构,重塑灾民场域。     

专业化还是职业化:重述社会工作发展史——基于职业社会学视角的考察

"Professionalization"应该是翻译成专业化还是职业化?从中文语境理解,专业化侧重于学术发展,而职业化则强调实务发展.在综合考察原始文本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该翻译为职业化,而从社会工作的实务特性来说,职业化的翻译也优于专业化.面对国内社会工作学术界众口一词的专业化翻译,本文借助职业社会学的视角,重新考察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史.本文发现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史前阶段,社会工作虽然具有自下而上的发展态势,但政府和宗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时的社会服务具有以知识服务于权力的特性;在社会工作职业建立阶段,结构性制度极大的推动了职业化进程,其中职业团体的建立、规章制度完善等使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产生了垄断性和自主性;在职业化的成熟及深入发展阶段,各国各地区外部干预尤其是国家干预的不同导致了社会工作不同的发展形态.最后从实务为本、适应与改造、完善结构性制度等方面探讨西方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社会工作介入

灾后重建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理念,其服务领域相当广泛,灾害援救和灾后重建是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领域之一。社会工作运用专业方法对灾民进行科学的需求评估,确保灾民作为灾区重建的主体性地位;针对庞大的社会救助资源,社会工作合理统筹、整合资源,充当计划执行的协调者角色;针对灾区社会结构的破坏,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重建社会结构,重塑灾民场域。     

户外广告的空间政治学：权力博弈与公共性的“放逐”

在以户外广告为轴心的“空间场域”内,打着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城市形象旗号的户外广告治理运动,充斥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博弈,而公众力量的被边缘化,使得其“合法性”宣称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迷障”。户外广告“公共性”的被“放逐”,其后果则是户外广告乱象的久治不愈。因此,引入公众力量,打破户外广告“空间场域”内“政府——企业”二元对立格局,生成政府领导下的“强政府——强企业——强公众”的权力关系．是治理户外广告,实现城市形象诉求、资本以及公共利益均衡的必然选择。     

论国际政治权力的目的性与工具性

本论文剖析了国家政治权力概念、权力来源、权力目的性与工具性。除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界定的权力来源外,"软实力"和"政治行为体的叛逆行为"也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际政治权力的本质即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维护工具即是国际政治权力。国际政治权力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双重特征。     

从实践逻辑看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是记者的实践追求,但在记者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本文按照实践社会学的分析路径,通过逐层分析记者所处媒介场域相对于权力场域的位置、记者所属媒介机构在媒介场域中的占位关系、记者个体惯习养成和在媒介机构中的占位,力图寻找到记者的实践逻辑,为新闻专业主义理想和现实的悖论提供一个实践社会学角度的解读。     

一名社会工作研究者的成长

研究是所有社工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当我们进入礼会工作专业学习，就应该开始慢慢学习成为一名研究者。本文从一名社会工作本科学生以及她的教授的视角出发，探讨专业实习的经历，是如何让我们从教室里的学习者转变成为实践场域中的真正研究者。本文作者的实习机构是一个儿童保护服务机构，     

“嵌入性发展”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与管理的关系——基于组织环境的分析简

在专业嵌入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要素逐渐被政府所认可，开始介入基层社区服务。在政府权力不断渗透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日益变得官僚化和行政化，逐渐走向以管理为中心的运营模式。在以管理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机构中，一线社会工作者及其专业服务活动成为被管理的对象，服务对象在此过程中也被客体化，从而造成以服务为中心的专业在机构中日渐式微。在以管理为中心和以服务为中心两大运营模式的博弈中，一线社会工作者处于政府、机构与社会的强权力夹缝中，专业的归属感和尊严较低。本文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造成社会工作机构当前处境和运营模式的各种环境因素，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探讨从政府、服务对象、机构自身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等四方面进行改变，最终重塑以服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机构运营模式。     

论民间法的社会权力基础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国家法以国家权力为保障。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起源于原始习惯,二者的互动与互补既符合历史的逻辑,又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的发展,社会权力是民间法实效的重要基础,应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性平台。     

从西部地区社会工作职业化谈社会工作教育的境遇

近年来,西部地区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受职业化进程的缓慢而呈现出专业的扩张与就业困难和学生普遍缺乏兴趣与信心的态势,从而使社会工作教育处于一个令人憧憬但又十分尴尬的境遇,因此,在强调专业化,规范办学的同时,通过推进职业化,实现服务领域开放和政府制度支持,是社会工作教育实现良性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悬浮的技术：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困境及其生成机制

专业化社区工作者是创新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本文以持证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技术实践的个体叙事为研究对象,探析专业技术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生根易扎根难”问题的微观解释路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体系中的社会工作存在培训仪式化、专业表象化、成效感知化等技术使用特征,当事者视角的个体叙事呈现出“时间体验——技术悖论”的解释脉络。即由于社区治理场域中多重时间观（个体时间、组织时间、技术时间）的冲突和多种技术治理策略的内部矛盾,与不充分的专业身份共同构建了技术悬浮的时空处境。归纳之,实践者的个体行动选择是对工作情境要求的自反性实践,有助于专业共同体省思在社区治理和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本土社会工作的技术路径应扎根生活,以有效解决技术悬浮问题,提高社区治理的专业效能。     

本土社会工作者劳动“隐性化”现象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隐性劳动”作为极具批判性的社会学概念,为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困境提供了创新性解释,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困境背后折射出行业发展中劳动的“隐性化”现象。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现象主要发生于社会工作者与购买方、落地方及服务对象等互动场域,包含被动面向和主动面向,主要涉及对劳动的漠视与模糊。非平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本土有限的利他文化观念以及规范阙如的行业生态分别是引发社会工作劳动“隐性化”现象的政治、文化和专业机制。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可能引发多重后果,主要涵括社会治理格局构建受到阻碍、公共性精神培育陷入困境及“半专业化”发展局面延续等。克服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现象,需要专业教育与职业实践场域合作发力。